书生本色的历史机缘:晚清暗杀史

一 缘起
社会转型以来，言论渐趋发达，而知识分子问题的含义，各家起而论之，众口呶呶，其说至繁，有如操戈。若就焦点观之，多就人格依附、颠倒扭曲而审视集矢。读之气馁。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政治文化阶层，几十年颇与独立自由相疏离，自有其历史之一贯性。即令战国时期诸子疾呼、处士横议之时代，也被视作“争得一个好差使”。更有一种“工具论”将其一概抹杀，相当长的时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形象更是弄得灰头土脑，日趋下矣。
其实就算用*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规范，也不能掩盖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古今一贯的民权元素和抗暴精神，只不过在历史上它是曲折隐约，其光辉时强时弱，与历史进程相始终的。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一独在的阶层，而领历史潮流的先锋，巍然为国族精神之祭酒的，我以为就要数辛亥时期（前后各推十年）的知识分子了。无论是老式学究，抑或新派书生，俱有操纵言论之资格，立言纪事，令国人尤瞩耳目。其人各各下笔又俱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真本领，或怒目金刚，或缠绵悱恻，兼有长风振林、微雨湿花之美。其人忧愤国事，为民请命，在在牵动国人神经中枢，即枭雄独夫，隐然有未敢与公论抗与公理战者。更以践行理想，备尝艰危困苦，携笔从戎，一腔赤心血忱望前做出，真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们的文章功业，襟袍节概，葆有刚健笃实之美。这个知识分子集团的浩气英风，不但包含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家的时代灵魂，也包含了对学术认识的深切。他们受良心的驱动，将人类进步合理的核心精神合而为一。既有先民遗留的文化结晶，又取法欧美先进的民主理念，他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凝成精光不灭的历史灯塔，雷霆走精锐，拓开万古之心胸。
对一套数十册清末民初近代“学术经典”的人物选择的偏漏，李慎之先生说“*不可理解的是，这一部几千万言的大书也不知为什么竟不收中国学术（哪怕只是文史哲）转型期间，旋转乾坤，承先启后的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这几位顶天立地的人物”。这一问，实在也大可纠正世间对知识分子内涵认识的单调偏颇。
辛亥知识分子集体，容有变易流失，但总体来看，他们虽已是“前人”，但其功力素养、精神状态实在远远高出于并世的知识分子以上。这样的历史积累的闪光，岂但空前，恐怕也势将绝后。
传统当然并不全是优良的，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乃是极权者承袭了历史上*恶劣*反动的传统，更变本加厉地将恶性毒性因素扩大蔓延开来，造成人类文明史上空前黑暗野蛮的一叶。而知识分子的良性传统、精神为之荡然无存；人权民主，一齐扫地。可以说，知识分子之独立自由精神，与专制极权的对立，也即是民主人权与黑暗野蛮的对立。二者的盛衰消长，决定影响了文明进程的前驱与退化。在专制的全面肆虐之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庄稼之遇蝗灾，且在缺乏阳光空气的情形下，萌芽更加不可能，知识分子的状态也必同大众一样，出现叩头者、媚求者、钻营者……甚至将其灵魂完全出卖给反人道的魔鬼，面目可憎，龌龊不堪……精神之可怖一至于此，流患及于今，知识分子问题之内涵，也就矛盾丛生，疑窦重重。
知识分子精神形象的修复重建，不独知识本身的浇灌须多维加强，即肝胆良知的培育丰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不但需要向“前”看——把握今后长远之未来；也更要向“前”看，——向从前的历史重温求取，尤其是去今未远的辛亥知识分子的精诚傲岸，血化时代的人类心史。饮水思源，盖遗泽在人也。
这一切，需要民主制度的保障，但民主制度恰恰需要知识分子以民胞物与为立心立命之所，潜移默运，孜孜奋斗以求，而非怨嗟悲叹守株待兔可以得来。民国肇建之后，关于民权的规定，已大略接近*先进的欧美国家，袁世凯与同盟会的冲突在于后者将国会的权力尽量提高，对总统的权力多方限制，此诚中国前所未有之事。
我的朋友鄢烈山先生，一位忧患漠漠的罕见书生，在《谁是英雄》一文中，尝对辛亥人物大生景仰。他说：“参谒黄花岗烈士陵园，给我印象*深的，一是自由女神像，二是刻有崇拜英雄题词的纪念碑。前者位于七十二烈士纪念碑的上方，显然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的翻版，她的现身揭示了七十二烈士爱国壮举的精神渊源。崇拜英雄四个字是那样地使我感动，有一种大雅久不作之后忽闻金声玉振的感觉。”
这样粹然无滓的心情愿景，久违了！那一代智识者，经营革命几十年，掷无量头颅，流无量颈血，搏取共和，虽苛求之结果难谓完满，毕竟开两千年未有之局，平民政治理念与模式起码造成胚胎雏形；专制者欲复活独裁，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顾忌。至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总体人格特征，则大多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其高出寻常万万之胸襟气度，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其人也，大抵以壮怀激烈为心情底蕴，但也有“英雄无事且种菜，豪杰多情总爱花”的伤怀和扼腕之痛。更有“万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均出《民权素》辛亥无名氏作）的深长感喟。这是一种为整个人类叹惋的强烈生命意识。在辛亥人物的文字里，几乎俯拾即是，那种对人本命运的深思，衍成生命的苦闷和疑问，梦醒失路的心灵创痛，从而造成其性格精神的立体多维，也即精神形象的丰富性。悬想百年前的血性男儿，刚胆柔肠，似犹历历在目间也。据后人统计，当时自孙中山先生以下，各地发动革命、运笔启蒙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数约三万之众。他们一息尚存，未尝稍懈，亦曾无成败利钝之见。正是他们良工心苦的运作，令近代中国的根本转型，得以缓慢而艰苦地启动萌生。起码走过了如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转型期漫长的瓶颈）的一小半，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隐约在望；而理想中庄严璀璨的中国，也因而葆有了一线之希望。所以，鄢公烈山的英雄崇拜情结，由衷而深厚，饱含对世界文明大势的高度认知，眼光敏锐，视界高阔，似源头活水，在精神链接上，传承共生着知识分子的良知、血性、气质以及高贵的行为方式。
　　二 白刃可蹈 自由不可戕——暗杀古风之复苏——英雄儿女，旋风四起——生存竞争的野蛮实况
　 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亢厉无畏，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赴义刺秦皇，易水送别之日，酒过数巡，击筑和歌，声甚哀惨。荆轲仰面呵气而成白虹，当其登车远去，催鞭疾驰，竟无反顾。惜因剑术疏损，竟一事未成，而樊于期之头，算是枉献了。留侯张良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于强秦，与民间力士制铁椎重百二十斤，当秦皇东游之际，共狙击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秦皇未死，然已令天下震动。尤以挟刚健之德、恢廓之气，不畏强御，而奋身攘击专制暴秦，使正气不致阉淤，巨奸有所惊惧，谄佞削其恣张，到底义在难能，振侠道，锄强梁，倡民气，魂魄馨香，足以仪式来兹，此读史者所深慨也。
生物界*残忍者莫如虎豹，然虎不食虎，豹不食豹，以其同类故也。*残忍者且不伤及同类，况万物灵长之人乎？帝王专制异化人性，日日以残害同类为事，此真虎豹所羞为者矣。清末民初，国基飘摇，民贼强梁，盗匪军阀，与乎志士豪俊，膏粱子弟，纵横迷乱，交汇万状。智吞愚，强捕小，号噪惊聒，纷纫其中。忧患如焚之党人固滔滔何穷，包藏祸心之权贵则漫漫安竭。清廷对外则屈膝卑躬，一般官吏又在在虐民以逞。瓜分之祸，迫于眉睫，而饥馑交侵，民不聊生，小民黔首，几不被视为人类。社会情状，更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智识先进默察世运所系、风会所趋，强抑血泪，暗策革命。仿佛炸药既实，唯恃引火线而后燃。南国尽有喑呜叱咤之雄，燕赵亦多慷慨悲歌之士。云蒙雾合，风起水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略获潜濡默化。而虏廷之挣扎残杀亦版本升级；革命党人，身受专制痛苦，为着救亡图存，乃密策潜行，分途运动，联络同志，不敢稍安，踏上从事狙击暗杀的不归之路。一时英雄儿女，刚胆柔肠，遂令怒火之花，锋镝间发；旋风四起，惊雷震震。
1912年3月29日，袁世凯令唐绍仪组织中华民国首任内阁，图为其中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右起为国务总理唐绍仪，署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署工商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右起为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司法部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数为一亿四千三百余万，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人口已猛涨至四亿二千六百余万。而外患内残的情况下，人口的繁盛，并无昌隆熙攘的景致，反而徒使气象愈糜，仿佛冻蝇病禽，既无以抗衡四海之列强，而内耗摩擦加剧，势已演成生存竞争之野蛮实况，民气浇薄渐至颠危，此又为自灭之道。这种紧迫关头，必待智识阶层的先进人物，奋当前路，牺牲己身己利以求公道，负起改变当时世界服从奴役之常态，各自奔赴自由之前途的责任。而实际上建立民国的潮流，亦在此时期载沉载浮，涌动不已。并由纸上之论道，发展到驱除民贼、增益人权的实际行动。革命的潜势力，普及于海外内陆足迹所到之区，一时志士如鲫，俊杰如林，而清廷妖孽渐有救死不暇之势。
然而，将欲生之，必先死之，不能驱暴政与俱死，必不能援之以俱生。革命党中精英勇士，毅然踏上险峻的暗杀之路，仁者不畏死，杀身成仁，以其爱生也。白刃可蹈，以自由不可戕也。英雄们的接踵牺牲，终使壅塞愈甚者，溃败愈猛。而其怀抱奇瑰的刚正气质，恰为专制之劲敌。
　　三 生与死的社会生理
——社会体格与生命进化法则——侠义气质的文士——风云起于襟袖之间
对于死灭的势力，不仅人类，就是一切生物，都在奋争抵抗。据生物学家观察，秋天野火迫近烧灼的若干紫丁香与李树，当九月底会为之再度开花。此固求生的强烈趋向，实为生物万有的要律。
　　凡生物当环境逼迫达于极点，若不能自新以求适应，则生命终将随之消灭殆尽，而变化即是生命进化的法则。晚清社会体格，为衰老及顽钝的细胞所充斥，河决鱼烂，而淫逞不收。如不实行剧烈的新旧代谢，则民族国家行将如败叶坠地，永无再起之日。鲁迅先生谈历史，以为只有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及求为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即晚清国貌，而求与奴隶告别者，革命志士有焉！他们本来实在是些和光同尘、束身自好的读书人，其所以不能忍者，在谋求今日老中国疲弱颓丧变为明日东升之旭日矣，其所以执利器而致敌死命者，又与佛家的精神沟通，所谓“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智者静以俟天，勇者决以自任。故不但与一般社会的苟且偷安诀别，也与自身私密的卑怯告别，从而走上一条万死不辞的险峻之路，决意死此一己不自由之身，而求自由世界的实现。自此，可能存在的唯唯否否，可能存在的胆小荏弱，可能存在的私人顾虑，均一扫而空，而以孤胆英雄之身，穿行于茫茫人海，混沌时空，并不辞与豪游结客，蛇行鳞潜，坚忍卓绝，履险如夷，做一番万夫莫当的事业，胸藏块垒，而令风云起于襟袖之间。他们与今日某些集团百无禁忌，甚至横行不法的暗杀截然不同，后者无论如何强悍都只是阴暗的私利，私怨授受而轻生死，解之使人志气不扬。看看那些在政坛上下其手，无廉耻，无节操，变节易说以迎合当世而取禄位者，纷纷皆是；对照先烈，这些人人格在哪里，心地果何如哉！而烈士们所代表的人类的良心，其大志格天，昭昭然可揭日月而行。他们说到底只是一些书生。而中国历史上流芳百世，为后来所赞美的人物，多半是带有侠义气质的文士。清末民初行刺的烈士们，即以此种非常的手段，实践那惊天动地的伟大行动，证明那为人类尊严的慈悲大愿，从而替历史留下*富有人格化的里程碑。
　　四　暗杀的展开　
　　王充针对汉代社会的集体虚妄，以他的名著《论衡》来下一帖严格的批评，那是因为社会有病。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论衡》这部大书里，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会党对社会的批评，除了昂勃激烈的辩正文章指斥时事、抒写哀怀之外，耳闻目睹的，人之死去活来者，无一不是人问十八重地狱，令千古英雄为之气阻，故不惜奋翮冲霄，携剑一击；盖以中国时局，已万不能仅在枝节上推求，而须根本上之解决。温生才烈士牺牲后，同盟会之大文人雷铁崖称其“为四百兆同胞吐气，虏官震掠。”即如彗星一抹划过夜空之闪光，使国人听捷音而起舞，企望人间有以转化趋良之可能，则自身之成败利钝，初不十分计较也。
德国军事学泰斗克劳塞维茨以为，战争（战斗）时刻精神因素至为重要，相持的双方，一边以力量悬殊而显弱势，则此弱方越应在危险的压力下提高精神的紧张和防备程度，否则视死而惶悚，临阵而折勇，那么任何军事艺术都会无济于事。
古有王者之怒，诸侯之怒，布衣之怒数种区分。布衣之士，平常百姓也，其坎坷、蹭蹬、奔波忙碌，皆隐忍之，其所以不能忍者，所处之时，较之桀纣之世实又过之，天下良善多失意之士，大率为真风告退，大伪斯兴，暴政横施，而疮痍满目，加以中国内忧外患，杀伐频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人权毫无保障，种种惨绝人寰的场面触目皆是。虽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陶潜），然布衣不怒则已，布衣一怒，则敢以颈血溅诸侯，尤以布衣中的智识者*见激愤，此所谓“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矣。柳亚子先生回顾当时情势，尝谓“现在帝国主义的头脑，和他们手下的鹰犬，够得上暗杀资格的，当然很多”。这也正是革命健儿誓死奋斗的背景所在。
喻培伦烈士，四川内江人，辛亥三月广州起义被俘，临刑大呼：“头可断，学说不可绝。”他这种心音，今日读来历历如绘。喻烈士聪慧异常，擅长暴烈药术，汪兆铭谋炸载沣的炸弹就是他所手造。事败之后，欧美的拆弹专家为之惊愕不已，而其一切所为，皆在“学说不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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