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风筝的一生

同代人赋：
　　一、英雄与疯子：
改革不唯是人改造时代的举动，亦是时代改造人的措施。对时代而言，人其实只分为四类——推动它的、顺应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弃的。推动它的不仅有普罗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们是时代巨乘的两排轮子。时代不是，从来不是独轨列车……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
理想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赞美玫瑰却道：“倘无刺多好！”理想主义者是任何时代都曾有过的仅供欣赏的副产品……
被时代所甩弃的却常常是将自己完全典当给了昨天，并且彻底丧失了赎回自己愿望的人。时代甩弃他们如同旅者毫不犹豫地丢掉穿烂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甩弃那些懂得*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们是些极其贪婪的人。牛尾甩得再频也驱赶不尽企图叮住它噬血的牛蝇……
改革不是集体春游或观光，其过程中乐趣必然少于浮躁。
于动物界，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相同。千年前的蜂巢与今天的蜂巢构筑得同样好。千年后的蜜蜂也许还要构筑同样的六边形。而于人类，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尽管人的寿命比蜜蜂的寿命要长久许多许多倍，但人绝不甘连续三代构筑同样的东西。所以人有历史，而蜜蜂只有传统……
在时代和时代之间，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被转折的骤力夹扁了的身躯……
愿未来的人们研究这样的“标本”时，发现可归类于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预测得要少……
鲸的巨大身躯直竖于海面，然后猛烈地拍击下去——这一壮观的情形更酷似时代的转折，于是某些吸附生物肢残甲碎，某些无着无落……
于是它泅向更广阔的海域……
故此篇是为你作。是为他作。是为她作。是为己作。是为我们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给我公平！
　　时代：那是什么？
　　人：和别人一样的一切！
　　时代：你曾和哪些“别人”一样？
　　寒冷。
　　疏星冻在天。枭鸟僵于树。前无村，后无店。公路两旁的原野，屏息敛气地寂静着。严寒酷冷在寂静中企图将从天到地之间的一切冻脆。那些树的秃枝像被剥了皮的世界裸露的神经，并且是被冻死了印在夜的凛冽的底片上。那只枭鸟仿佛已在树上僵栖一万年了。一万年里不曾舒过脚爪也不曾发过一声枭叫。一万年里绿眼圆睁。
“吴振海，老子捅了你！”
“别乱来！别……”
“你他妈的放开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
人的激吼声充满绝望。
猫头鹰俯瞰而视，绿眼闪烁着幸灾乐祸。
西北风啸过，仿佛有一队士兵整齐地吹了一阵口哨……
世界的神经瑟抖不止……
树皮冻裂的响声可闻……
北方冬季*寒冷的那一夜并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记忆。那一时刻你我他她都在拥被酣眠。严寒在夜里仅只对极少数人——和动物构成威胁。
那一年是一九八一年。哈双（哈尔滨——双鸭山）公路上，两辆超期“服役”并且分明超载的卡车，“趴窝”在公路边上。车厢内装的是煤。这是一次“倒煤”行动，也是一次“倒霉”行动。一路行行复停停，停停复行行。不断受到盘查、罚款、敲竹杠。
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中的一个，高，瘦。长脸缺乏立体感，脸上的线条似速描般的随意。没有任何特点因而仿佛便有了某种特点。唯一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双眼睛。因它们的细小而使那张脸显得五官疏散。寻常它们总是闪烁着热情的、自信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怀疑的自负的目光。当它们静望着你的时候，仿佛在对你请求——快告诉我一些新鲜的事情吧！告诉我和我一样年龄的别人们都在怎么活。指给我一条发财的途径，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会忘记你的指点之恩的……
而当时它们，那一个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的眼里，充满了沮丧和焦急。还有——从心底燃烧上来的一股无名火。你如果能想象得出一头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后的样子，便不难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子。当然是熊。当然不是猴子、豹或者狮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后，比人脸所能做出的表情还要丰富并且夸张。而猛兽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无疑将会暴跳和咆哮。只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刚刚舔了芥末还是蜂蜜。熊在*快感的时候和在*狼狈的时候，所做出的外在表现都不过是不停歇地在原地绕圈子……
他已经不知围着两辆卡车绕了多少圈了——问题出在两个小小的部件上。大概属于自行车气门芯那一类部件。此时由于严寒，根本发动不起来了。
“你他妈的瞎绕晃什么呀？！”
两名司机是他雇的，而车是他另租的。他们不停地骂骂咧咧。一名司机高高在上瞪着他来气，推开车门又对他吼。
他望望对方，什么都没说，掏了烟敬给对方，并且替对方划火柴。
他明白，现在他连围着卡车绕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尽管绕也白绕，但不绕他更想骂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几分乞怜。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么一种目光望着驯兽师。
这个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认为是必须忍的，那么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尴尬，一切的苦辣酸麻，两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码当年是这样的。
他心里弥漫着悲哀。春节前的这一天，他特别想他的儿子。他总想活出个样来给他的儿子看。而儿子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时候，是他比现在更落魄的时候……
　 终于天渐亮了。
　终于有朝哈尔滨方向开去的车辆——**辆没拦住。第二辆，没拦住。第三辆，还没拦住。给钱也没用。从双鸭山朝哈尔滨开去的车，只要是辆车，没有还能再挤下一个人的。他已经冻得半死。两名司机不忍再袖手旁观。和他一起拦住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向双鸭山的卡车，载的是冻肉。塞给对方二十元钱，对方正欲发作的表情平复了下来——“上车吧。”
“师傅，多谢！”
“甭谢。后边去！前边路上还等着个熟人呐……”
冻得半活半死的他，被两名司机又托又举弄上了别人的卡车，缩在满车冻肉的缝隙间……
在双鸭山他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到哈尔滨他马不停蹄四外奔波买两个小小的汽车部件。买到后没回家喝一口水，又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返往双鸭山的火车。下了火车又付出二十元，坐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所不同的是，这一辆卡车也是“倒煤”的。不过不像他那么“倒霉”罢了。西北风卷着雪卷着煤屑一阵阵扫荡着他的脸……
十年后他对我说，在别人的煤车上他曾失声痛哭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他的名字叫吴振海。
他和我的经历截然不同。一九六八年我作为学校的第二批志愿者下乡了。他因父亲去世，是长子，照顾留城。所以他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分道扬镳”了。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条“漏网之鱼”。这是一种侥幸，但于他谈不上“福星高照”。他是*底层市民的儿子，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无红烟护其左，无紫光罩其右。城市并不因他侥幸留在它身边了，便怎样的青睐于他。城市恩赐给他一份工作——每月十八元，从徒工干起。三年后他可以挣到三十二元。以后——以后他将照例被城市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这意味着当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许可以挣到每月八十几元钱。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高工资——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当干部的人当到了科长级。前提是——他如果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的话。他显然不打算以过来的人们为榜样，便
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结果是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用我们当年常说的话是——没有了“正式”工作。 ．
“正式”工作——*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是一个作为人的资格起码完备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她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
“这个人没有‘正式’工作……”——此话包含许多许多意会胜过言传的内容。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于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给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没有“正式”工作如同没有“红色”的成分。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会坐标系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坏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无论男女，希望被公认为是一个好人，如同一只鸭子希望被欣赏。而“正式”工作“=”国营企事业单位，“＝”大集体企事业单位。这一点犹如社会约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这一徽章，才有资格享受社会的种种“优越”——房子、劳保、公费医疗等等。
当年中国在归类学方面的经验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们的先人曾说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建国以来的同胞发现自己并非面对那么多种可选择的职业。甚至缩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还绰绰有余。小学教师无一例外地在课堂上讲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现代人却面临着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的犹豫和困惑。一个外国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至少变更过数种职业。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若面对一个调动过工作的人，你则不禁地会对他刮目相视。因为那意味着他“很有门路”并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个“等闲之辈”。
中国之传统经济体制，以它的理论的概念化、教条化和与全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亦即世界市场化形成的背逆性，以它的实践的简单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当代经济学家挠顶困惑。
这一种情形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末一年八十年代的*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尔滨，东西南北中，在中国许多大城市，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怆意味的都市话剧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笔……
　 工作！工作！！工作！！！
　国营！国营！！国营！！！
　正式！正式！！正式！！！
　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洗礼”——“接受再教育”。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城市。当年在每一座城市里，你都会从他们那种特殊的背影和他们脸上那种特殊的表情，将他们从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来。
怎么？出生以后挨饿，上学的时候“革命”，该工作的时候下乡，如今三十来岁三十大几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妇不是媳妇，说年轻早已没了小伙子的朝气，说老了连有个家是哪一种体会都不知道，现如今连个工作都不给么？当然要“国营”的！当然要“正式”的！不是“国营”的那还算是“正式”的么？
他们凄惶。城市也凄惶。它慌乱地安顿他们，但是没那么多“国营”的、没那么多“正式”的足以容纳下他们。还有几批没考上大学的呢！手心手背，难道不都是城市“母亲”的“儿女”么？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么？——你们年纪轻轻，发扬点儿风格不成么？
怎么？——你们当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资本啦？
为了工作，城市的这一批儿女和那一批儿女互相嫌恶。仿佛都认为对方是多余的，仿佛都被对方严重地侵犯了*根本的利益……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有过工作，但是他却主动放弃了……
工作，这一件大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地步。没有谁教导这一点。现实生活使人明白了。
工作！工作！！工作！！！
国营！国营！！国营！！！
好的或较好的工作，任何一个年代总是有的。
于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又被引导向传统的“隧道”……
为了一份“国”字号的工作，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工作证，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弃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费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挠，如何梦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死不瞑目，也就只有自己知晓了。个中酸楚岂堪言……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们的企图，他曾有过；他们的手段，他曾用过；他们梦寐以求的，他曾得到过；他们达到了目的之后那一种由衷的欣喜，和仿佛从此可以终生从容不迫的泰然无虑的安定感，他也曾体会过，也曾真的自我吮咂过那一种慰藉，如同婴孩津津有昧地吮咂自己的手指头一样……
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西方任重而道远的传教士到非洲去布道，说：“相信上帝吧，他将指引你们去天堂的路。”
黑人说：“不，我们连人间的路还没找到呢。”
而当他们相信了上帝以后，教廷却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他们盖教堂。并且，以其上帝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向他们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
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国营”某单位的工作服者——当年他们为数不少——感到又被戏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们只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样……
而穿上了的，在此后两三年内便穿腻了。他们开始煞费苦心地要脱下，其愿望之急迫和强烈一点儿也不亚于他们当初要穿上。他们开始关注本单位本系统哪些办公室里，又有谁退休了或即将退休，调走了或即将调走，病故了或即将病故，要增添一个或即将要增添一个人……
当有幸终于脱下工作服时，他们前面的人生道路已变得十分明确，也十分狭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
人一旦迈上这一条路，便仿佛认为世界上原本只有这么一条路……
除了农民，尽管每几百个中国人里只有一两个在“中国式”的人的价值观念的导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认为成功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但是谁也不能够反驳，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望着一位局长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车时，会认为那是*好的人生……
结果是目前我们的共和国已有三千四百万行政人员。每年仅行政开支即高达一千四百亿元人民币……如果玩具之对于儿童，仅只是一样东西。那么儿童的*经常*活跃的冲动，只能是占有那一样东西的冲动。如果在儿童中号召起类似“革命”．的大行为，那么他们首先认定的“革命”对象当然只能是占有着那一样东西的童伴。
如果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现实利益占有权之间架设桥梁，那么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人的价值观念取向的单一，无论精神的抑或物质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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