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的起源

nbsp; 序
    跨人21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
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
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象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
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
时代。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
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
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
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
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
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
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
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ndre
 Beaufre)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
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
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
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
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
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
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
    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大战略
 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
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日天命，岂非人事
哉”(《伶官传序》)。孟子日：“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
孙丑上》)。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
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
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
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
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
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
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
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2l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
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
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终结果，但是全世界
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
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
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
望；尤其是20世纪的*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
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
者。概言之，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
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I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
步入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
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
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
 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
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
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
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
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
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
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
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
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
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
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
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
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
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
了历史机遇。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
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
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
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
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
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
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
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新力作、中国
学者的*新研究成果。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
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鉴月，
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可
 或缺的环节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
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学
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
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之上
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
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
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
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
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
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
读者。
    本套丛书的组织得到中科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
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
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
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
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
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
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

第四章    ’
七月危机与**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本章论述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在1914年7月积极备战的情况，以
及到7月末，甚至在满足奥地利大部分要求的情况下，德国领导人也
宁愿选择世界大战而拒绝和谈。因此，柏林方面动用了一切必要手
段阻止任何形式的谈判，而同时又能确保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俄国人。
这一论证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弗里茨·菲舍尔的理论，但我们仍然同
意他的观点，即围绕德国宁愿选择战争而不愿维持现状这个问题引
发了激烈的争论。①菲舍尔认为，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希望英
国保持中立，如果他知道英国会插手，就不会迫使奥地利对塞尔维亚
采取行动。不仅如此，对于德国为什么更愿意选择一场局部战争让
奥地利战胜塞尔维亚而不愿意进行一场欧洲大陆战争这个问题，菲
舍尔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证。②
    第三章的论证表明，尽管英国奉行势力均衡的传统政策，包括贝
特曼在内的德国领导人仍然认为英国保持中立的可能性甚小。所
以，即使他们能够肯定欧洲大陆战争比世界大战更为有利，尽管一场
危机中的外交努力可以把英国排除在外——至少在战争的初始阶段
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柏林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在采取一种强硬策略
时都不会指望英国保持中立。有鉴于此，我要破除围绕着**次世
 界大战形成的一个*流行的神话，即正是由于贝特曼及其阁僚意识
到英国将与法国并肩作战，才会在7月29日临阵退缩。甚至连菲舍
尔在7月29日这个问题上也接受这一观点，所以卢吉·阿尔伯蒂尼
(Luigi A1bertini)之流才又重弹“是日之后局势失控”的论调。但是，
如前所述，贝特曼在两天之前就已经知道，英国不插手战争的希望微
乎其微。即使知道这一消息，他也只能继续走下去。站在世界大战
与和平谈判的路口，德国领导人选择了前者，但却未对后者的实现作
任何努力。
    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如下的事实：在危机的*后几天，当俄国
给足了面子，让奥地利有足够的时间赢得对塞尔维亚的局部战争时，
德国领导人却突然切断了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的一切谈判途径。然
后，他们又出乎意料地于8月1日对俄国宣战，导致战争局势愈发不
可逆转。对于这次宣战，并没有任何外交或军事上的借口。并且由
于德国原来并不想在几周内就同俄国开战，如果作出努力，仍然有足
够的时间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我认为，德国之所以用宣战的方式蓄
意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无非是为了防止俄国在*后时刻屈服于奥地
利的要求。由于贝特曼的外交努力已经为在从未有过的有利形势下
发动战争奠定了基础，所以德国希望的*后一件事就是达成和平方
案，甚至是奥地利所期望的那种和平方案。
    力量的反向发展趋势使得这一决策成为必然。在俄国这个“庞
然大物”日渐崛起的情况下，德国领导人认为，必须在1914年进行一
场欧洲大陆战争或世界大战，因为到1917年，如果俄国的军事改革和
战略铁路计划得以完成，德国就无法再向整个体系发难了。这样一
来，俄国的增长就会压倒德国。如上的事实促使贝特曼和德国军界
迫不及待地为进行大战营造条件，其中有两条是至关重要的：**条
也是*重要的一条，就是德国公众必须支持这场战争。德国领导人
特别担心，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可能会反对任何具有侵略性质的
战争。第二条，德国至少在冲突的初级阶段需要奥地利的帮助，才能
*大限度地保证施利芬计划获得成功。具备第三个条件当然更好，
但并不是必要的，即尽量使英国参战的时间拖后，以便让德国有足够
的时间先征服法国。
 能够同时制造出这三个条件的策略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战争的
责任推给俄国。如果能够激怒俄国人先进行军事动员，使大家认为
德国只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自卫，就可以在国内掀起支持
战争的声浪。这样一来，由于奥地利害怕遭到俄国的攻击，也只能乖
乖地参战。*后，由于俄国是侵略者，英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支持就会
大打折扣。
    下面我要说明的是，德国领导人处心积虑地把俄国拖入战争，然
后又堵住了俄国人试图屈服于奥地利的要求而逃出这个陷阱的所有
出口。柏林迫使维也纳方面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使得正在从危
机中寻找一个体面出路的俄国领导人根本无法接受。面对种种引
诱、强迫和威胁手段，奥地利只能对塞尔维亚并因此对俄国摆出一种
强硬姿态，并非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是按照德国的战略目标进行军事
动员并对俄国宣战。③
    因此，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德国外交部在7月间主要担心两
点：一是奥地利采取强硬手段的意志不够坚定；而第二点尤为重要，
即俄国*终可能停止军事动员，从而造成一种无法把战争责任推给
俄国的局面。这两种担心很可能演化为一个：在危机的*后阶段，
奥地利和俄国为了避免只有德国真正希望的战争而达成一项协议。
所以，贝特曼在7月31日耍尽了外交伎俩，然后于8月1日立即宣
战，以防止奥地利和俄国在*后时刻通过外交途径逃出战争的
陷阱。
    本章对七月危机中发生的事件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鉴于德国
战略的复杂性以及七月危机可能是外交史上误解*深的事件这一事
实，只有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揭示德国人的行为背后那种
真正的马基雅弗利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