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

**章 不发达的震撼
不发达是令人震惊的：肮脏、疾病、暴毙以及种种的绝望！如果人们仅仅将不发达看作是反映收入低下、住房恶劣、婴儿死亡或就业不足的统计数字，那是无法理解不发达的。*有力的观察家也只有在亲身或代替他人经历了“不发达的震撼”以后才能客观地谈论不发达。这种独特的文化震撼是人们开始接触到“贫困文化”所具有的情感而感受到的。当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非人生活并非不可避免时，他们也会大受震撼。但是为什么并不贫困的人们也必须经历非人生活的现实呢？因为不发达所具有的情感就是在疾病与死亡面前的束手无策之感，就是人们在摸索了解变革时的困惑无知之感，就是对控制事物发展决策的人们的奴颜婢膝之感，就是在饥饿与自然灾难面前的孤立无望之感。长期贫困是一种残酷的地狱；仅仅看一眼贫困的现象是无法了解其残酷性的。如果观察者不进入这些情感的内部并亲身感受，他是无法了解他要设法消除的境况的。
发展学者、技术专家或教育家的主导情感完全和他的“工作对象”的情感相反。前者是坚强而博学的，后者则脆弱且无知；前者充分了解决策的过程，而后者只能遭受他们无法达到的决策的后果。“发达的”人不会过分害怕身体不好，因为他知道可以治好，因此，自命的发展家如果要理解真正的不发达，就必须跨越区分理性自足与软弱性的门槛。他们需要通过亲身经历束手无策和软弱无力来认识到看来正常的事其实是不正常的，看来异常的事其实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他们也必须看到弱点并非都是别人的，优点并非都是自己的，他们必须认识到发达和不发达的人都同样既有优点又有弱点。
1961年，我在朗多尼亚住了三个月，那是巴西联邦治下的一块领地，位于人烟稀少的亚马孙地区。这块热带地区主要居住的是塞林盖洛人，他们实际生活在奴隶制下，靠收集野橡胶树上的乳胶为生。他们的少数消遣之一是下河捕鱼。塞林盖洛人相信黄昏时分水里会出现美人鱼般的生物，而他们必须躲开，否则会遭受灾祸。我不信这种迷信，有一次和一名塞林盖洛人在日落以后还划着船捕鱼。当他钓住一条“美人鱼”时，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我总认为自己是一名冷静的观察者，但这回我刚在丛林里过了几周与世隔绝的生活，当我吃惊地听到亚马孙夜晚里的这声惊呼时，我生平**次真正感受到这种神秘生物的存在以及我和我同伴面临的危险。因为我相信并且经历了真实的恐惧，我努力帮助那名“迷信的”塞林盖洛人解脱他的钓绳。这件事很简单：对于身临其境的人们，感情是真实的；对于旁观观察的人们，感情是不真实的。
“不发达”的人们的主要感情就是这样的。引用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著名的区分，不发达更多的是一种“神秘”而不是“难题”。难题是人们在途中遇到的困难，他可以后退，打量它，找出解决办法，甚至去克服它；可是对于神秘事物，观察者无法置身事外。即使存在着“难题”的因素，但难题中也包括观察者自身。实际上，成熟的观察者是不发达的难题的主要部分，所以，如果他把事情仅仅作为一个外在于自己的难题来处理，这就等于宣告他误解了问题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他需要受到震撼从而发现自己对难题抱有的确信是错误的。他必须惊讶地发现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结构性的家长主义：他作为帮助者，别人作为被帮助者；他是“发达的”，别人是“不发达的”。存在这种称谓本身就是文化家长主义的证据。通过亲身经历而对此顿悟，就是经受了“不发达的震撼”。
但这一启示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历险——某种超验的移情作用使得容易感动的人们低声下气而并无行动的结果。实际上正相反：这种心灵转化可以使他的技术和政治工作革命化。如果发达者与不发达者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是家长式的，那么在这种关系范围内进行的项目必定会产生家长主义和支配统治。并不单单是政策有缺陷，态度也有缺陷。然而，态度也决定政策。但是我要说明，只有当关系双方都经历了不发达的震撼，才会有正确的态度。为了理解这种震撼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思考一下震撼之前与震撼之后的无意识状态。
惰性与自满
在落后社会和先进社会里的人们都处在严重的错觉之中。在受到与他们的普通世界观相矛盾的外界示范效应和冲击战略的深刻震撼以前，不发达人们并不知道存在着一种对他们具有可能性的“发展”状态。这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发展”的思想，而是这一思想不符合他们的愿望。伴随震撼而来的新觉醒使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因为现在文化在他们心中作了重新界定，不再仅仅是能读能写而已；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没有权力，，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天生贫困、没有文化、居住恶劣、身体不好、就业机会差，而是开始想象自己不太贫困、居住较好、吃饱穿暖。一旦他们受到震撼而开始考虑自己的“正常”状况是异常的和可以逆转的时候，他们就在精神上做好了发挥社会的政治作用的准备：他们就变得可以组织起来了。
经历过这种震撼的农民、牧民、渔民和城市贫苦工人的数量很小。如果数量大的话，接受“发展”就会变得更加安心和更加困难。更加安心，是因为更多人会要求发展所允诺的好处；更加困难，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些好处是家长式地给予他们的。所以，提高觉悟的有效教育必然引起既有政权机构的怀疑。确实，这种觉醒预示着一种真正的文化的革命，其结构性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不发达的震撼促使关系双方都认识到弱势者一直被强势者所蔑视。一位美国黑人领袖说，穷人基本上同意流行的看法，即：“如果你在经济上一无是处，你这个人就一无是处，就这样。”认识到一个人是“不发达的”，分析起来就是认识到：（1）关于“发达的”和“不发达的”形容词是由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所界定的；（2）一个人有可能发达起来；（3）一个人应当发达起来。不发达使人羞辱，因为这显示了弱点或失败，在别人的成功面前抬不起头，而且无法回答原因何在。
经历了震撼的发达者也难以避免困惑之感。当别人不发达时他发达起来了，这样的行为“正确”吗？他的发达和别人的不发达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他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应对别人的不发达负有责任或感到内疚呢？是否仅仅由于别人的物质财富少一些、某些技能缺一些就可以说明他是“不发达”呢？“富有财物”和“富有人性”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发达者服务于哪些体制和利益呢？这些体制和利益对别人的不发达有些什么影响？发达者应不应当保护别人的利益即使这有损于他自身的特权？这些提问令人困惑，因为大多数发展思想家不加鉴别地认为不发达可以作为一个“难题”来解决。可是这“难题”却超越了仅仅作为有待克服的困难而提出了有关相互影响的重要问题。现实主义式地观察不发达，就可以看到发达者与不发达者都处在同一处境：对双方都关系重大的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不但是个人价值观而且社会价值观都有了争议。结果，一旦经历了不发达的震撼，不仅情感受到影响，体制与政策也受到影响。如果“援助”看起来像是使别人的发展“顺从”的手段，那么援助技师或管理者就不会继续批准他的计划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如果人们了解到他的技术优势只是相对的，了解到物质上贫困和技术上落后的人可以在人性上、审美上和精神上优于他，他就不得不质疑自身社会的价值优势与自身体制的合法性。
由于大多数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没有经历过这种震撼，他们对于了解*深层的不发达并制定消灭不发达的适当政策始终准备不足。这里的立场明确地主张在分析时深怀感情；这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性、生物性的意向，同时也是一种理性的手段。可以预见，个人与社会都会寻找各种避免经受不发达震撼的保护机制。有需求的贫困者和伸出援手的富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都不愿因接受现实而遭遇很大损失。这种经历使人失去幻想，使人失去对不发达熟悉形象的信心。例如，一名印第安村民可能生来就认为渴望等同于贪婪，认为这应受到道德责备。而当他知道“贪婪”有时可能是相当有效的，甚至是可嘉的、使人类与社会得到改善的动力时，他会深感烦恼。相反，当一位来自富国的高级技术专家了解到生活在生存边缘、每天都面临死亡与不安的人们有时却比他享有更大的幸福、智慧与人际交融时，尽管他具有知识、财富与技术优势，但他还是会对此感到不快。这种震撼至少使人们警觉到对生活的“正常”看法中潜伏着大量的种族中心主义。
粗浅的觉醒
发展已成为第三世界的生存问题和富裕国家的良心问题。由于普遍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就有了三个重要后果。
（1）穷国要求快速发展。不论以前状况如何，穷国现在都要求快速发展。虽然没有文化的群众对变革前景仍然不加关心但领导人都在责备惰性并决心要他们的社会追求发展。知识分子、劳工领袖、新兴政客、民族企业家以及公务员们通常都表现出这一愿望，但群众还都习惯于默认领导人采取的决策。由于他们不熟悉现代决策的复杂机制，他们无法否决精英们代表他们对发展所作的承诺。毫无疑问，大多数领导人现在都渴望发展。
尼赫鲁在1956年宣告：“我们不愿再花一百年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发达国家今天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我们进步的步伐和速度必须大幅度加快。”劳尔·普雷维什以典型拉美人的身份说：“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必须进行深刻转型，以提供适当手段来加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节奏……这些转型至为紧迫。”
第三世界领袖们的种种宣言，不论是否现实，都带有深深的唯意志论色彩。他们决心想发展，相信他们的意志能帮助他们达成这一愿望。他们中广泛存在着对苏联40年间取得的发展的赞美：一个巨大的封建社会成为世界上一个经济、工业、科学、军事与政治的大国。苏联的表现使他们认为迅速成功是可能的。他们稍稍一想就觉得任何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无需花一两百年慢慢地达到工业化。
而现实中，对许多低收入国家来说，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资本不足、缺乏熟练的经营企管和技术人才以及在世界政治领域的回旋余地窄小，都构成它们迅速发展的障碍。由于投资能力的局限和生活水平低下，即使在今后25年花英雄般的大力也不能把境况提高到当前先进国家的水平。海尔布伦纳断言：“今后一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不能大大改善世界上受苦人的命运。……把经济发展描绘成可在我们一生中实现巨大和持续的人类境况的改善只是自欺欺人。这尚在遥远的未来。在此期间，落后国家的这一代人没有其他抉择，只能承受过去的负担而奋力为此生无法享有的未来劳作。”
国家计划人员有时认识到这种局限而试图说服他们的同胞：该国即使花很长时间也难以达到富国现在享有的富裕，它们的目标只应着眼于消除大规模贫困。可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发言人都不耐心，不愿顺应“慢慢悠悠的”发展步子。这种不耐心不限于政治领袖和技术专家，也扩展到一般民众。越来越多的农民领袖、工会组织者、成人教育者、宗教发言人、社区动员者以及其他有影响的人士都告诉他们的人民：必须迅速变革！巴西大主教埃尔德·卡马拉就这样要求该国的年轻人：“加速历史的前进步伐，因为你们这一代有必要领导第三世界不是作为乞求者而是作为兄弟坐到世界的圆桌旁，使对话*终成为可能。”
（2）穷国因自身的贫困而责备富国。由于发展的步子慢得恼人，穷国就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把自身的落后归咎于富裕阶级和富国的倾向。它们并不总是明确谴责过去剥削的罪责，而是强调富国对穷国克服不发达的当前努力的干预。谬达尔总结这种状况如下：“①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明白这种巨大的国际不平等以及它会继续增大的危险；②这些人民及其代言人有倾向把他们贫困的部分罪责归咎于其余世界，特别是富裕的国家——他们把不平等归咎于世界经济体系，它使他们处于贫困，而其他国家则富而又富。”
人们无需用任何简单化“替罪羊”理论来赞同这种对不发达的解释。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问题作者把不发达的长期存在（即使不是产生）归因于已富国家“发展”的贪婪性。同样，“国内殖民主义”的观念认为保持特权使国内的苦难得以继续，这种看法正在得到人们的信任。对过去发展的原因分析不再完全以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活动来说明，而是提出这类起主导作用的结构，诸如：有特权可获取原材料，工业国能任意把它们的产品“强加给”脆弱的第三世界市场，强国有力量按自身利益来控制世界市场机制，它们有能力通过倾销和其他手段来破坏穷国工业化的国内努力，并有能力从不发达世界吸收经过培训的人才。
与此密切相关的不是对这种情绪的是非判断，而是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和影响。在世界上相当普遍地、而且在当前的认识水平上，不发达国家的代表把它们自身的不满意状况（至少部分地）归咎于富国的所作所为。基于这些根据，阿尔及尔宪章的77个签字国要求非均等待遇，菲德尔·卡斯特罗设法证明无偿剥夺为正确，并声称应当纠正过去的“剥削”。其他第三世界发言人也以同样证据表明它们“有权”从富国取得援助，而无关后者“慷慨”与否。如果不注意到这种觉悟的副产品，总的说来穷国要富国对它们的不发达负责，人们就无法了解当今世界上的紧张。
（3）富国发现了自身的不发达。这种觉悟的第三个结果是富国发现它们也是“不发达的”。这不是指先进国家认识到国内存在贫困，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价值观现在正受到“落后”国家相当不同的价值观的挑战。一个例子是，大量的和平队志愿者回到美国以后都以新的批判眼光来审视他们自己的社会。他们游历了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以后，能够对比美国和那些社会如何对待老人，那里的大家庭对祖父母提供令人满意的地位。无疑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待年长者是残酷的：“就像把老化的人扔讲垃圾堆。”在对待休闲的态度上也发生类似的重新评价。当美国社会越来越充分地实行自动化而使更多人产生更多的“空闲时间”时，却痛苦地发现美国的教育系统、大众媒体和其他社会化工具都没有为人们愉快地享用休闲做好准备。在这一点上对比美国和“不发达的”非洲或拉丁美洲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在后者的社会里，集体联欢和庆祝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同样的，随着“发达国家”生活越来越官僚主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承认富国至少在感情上、审美上、群体上和精神上是不发达的。对本土历史自豪感的复兴出现在一些现在强调其民族认同性的国家里，使得“发达”国家的人们醒悟到使用“发达的”和“不发达的”这类称谓所隐含的具有种族优越感的价值观。特别是那些“经历了不发达震撼”的教育家、技术人员和行政官员，这一觉悟使得一切文明的价值观和生活质量都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问题是“过得美好”而不再是“家产富足”。在全世界和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真正的情况正如一位印度专家所说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狭义的开发资源，而是要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建立适合于更宽广目标的体制构架。”
不发达的震撼打破了人们安于现世贫困的冷漠态度，打破了人们因比别人富有而认为自己优越的骄傲心理。对发达世界的了解，使第三世界痛感自身的“不发达”；反之，认识了第三世界经济与技术落后的深刻意义，发达国家的人民开始怀疑自己在某些基本方面也是“不发达的”。这种共同的清醒感进一步体现出富国与穷国的“发展”都要求整个世界改变其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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