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墓之谜

顺藤摸瓜
巴斯泰特是象征爱情和欢乐的埃及女神，自古以来就被表现为一只蹲着的猫。
慕尼黑的赫尔墨斯研究所是一座全球公认的检测和确定艺术品年代的科研实验室，1723号任务纯属例行事务。要用热发光法为猫的主人、一位私人收藏家，鉴定一只古埃及的巴斯泰特猫是否为真品。要进行规定的检测就必须从尽量隐蔽的位置刮下3克的材料。负责的女助手像平时一样从底座下侧刮取样本，为了尽量让人看不出损伤，这回是从一个手指粗、10厘米左右的深孔内侧刮取的。
女科学家在孔里发现了一张写有“凶手73号”的纸卷，一开始她没有在意，后来将它放进了研究所的珍物间，那里保存了各种膺品和稀奇古怪的东西。
对巴斯泰特猫的科学鉴定证明了它绝对是真品，在偏差为100年左右的情况下可判断其年代在第三王朝。1978年7月7日这件送检品连同鉴定书和发票被还给了收藏人，档案记录存放在任务登记簿的第24/78册。
1986年9月，当我将我自己收藏的少量埃及文物之一送去慕尼黑迈泽尔街上的赫尔墨斯研究所鉴定时，我发现了写有“凶手73号”字样的奇怪纸条，询问后我得到了上文介绍的答复。当我说文物的主人肯定能解释这张纸条时，人家回答说已经通知了他纸条的事。但他只笑了笑，认为这可能是这件艺术品从前的某位收藏者开的一个玩笑，他只关心它的真伪。
于是我请求告诉我那件艺术品收藏者的姓名和地址，可对方坚持原则拒绝了。当时我满脑子想着这桩案子——事实上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桩案子——我死抓住这个案子，不放弃，建议将我的愿望转告那位巴斯泰特猫的主人；或许他会同意向我吐露心事。研究所答应满足我的愿望。
我当时拿不准，如果那位主人不主动联系，我该采取什么办法，我甚至想在研究所里行贿，弄到那只有神秘刻字的猫的主人的姓名；因为我越琢磨此事就越相信这张写有“凶犯73号”的纸条绝非一个玩笑。我再次找研究所所长试了试，要求他告诉我姓名，所长终于答应我对那张纸条（所里的人肯定早就在暗地里诅咒它了）进行技术分析。
令我深感意外的是，三星期后研究所转给我一封信，信中，某位安德拉斯·B博士，柏林的一位经济律师，承认自己是这尊猫像的合法主人；他听说了我的兴趣，但不得不让我失望，这雕像是传家宝，不出售。
于是我打电话找到柏林的B博士，声明我不是想买那只猫，而只是对写着“凶手73号”的神秘纸条感兴趣，这让对方起了疑心，我不得不使尽浑身的解数，说服他在柏林的瑞士庄园酒店里同我会面。
我飞往柏林，我们在瑞士庄园酒店共进晚餐，B博士带来了一位熟人做见证，这更增加了我的怀疑，席间我获悉，至少我的对话者这么声称，目前的主人是从他父亲费伦茨·B——一位著名的埃及古董收藏家那里继承到这尊猫雕像的。费伦茨·B于3年前去世，享年76岁。B博士对此物的来源一无所知，他父亲费伦茨·B从古董商那里和各地的拍卖会上购买古董。
我问有没有购买证书，收藏者常持有购买证书，对方平静地说，所有这些证书都由他母亲保管，她也拥有大部分收藏，十分健康地生活在马焦雷湖畔的阿斯科纳。我们畅谈了4个小时，在我向两位对话者保证了我的兴趣不是由于税务方面的原因之后，谈话非常友好地结束了。
就这样，我得知B博士的母亲如今已经再婚，现姓E了。E是个有点古怪的家伙，周围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挣钱的，可这在这一带并不少见。似乎突然造访E夫人更合适，因为我不得不担心她会断然拒绝同我交谈。我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前往阿斯科纳，我在那里遇到了独自在家的E夫人，有点憔悴，稍微喝多了点，但这很合我的意，因为E夫人显得特别健谈。虽然E夫人不同意拿出巴斯泰特猫的购买证书，解释说那些证书都没有了，但她又无意地给了我一个有关此藏品出处的宝贵指点：是的，她记得一清二楚，1974年5月，户主的猫奇怪地死了，也就是这个时候费伦茨·B在一份拍卖目录里发现了这尊巴斯泰特猫，他宣布，为了纪念他心爱的猫儿，他要买来这件文物，他也说做就做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因为E夫人的丈夫突然出现了，他对我和我的请求深表怀疑，不能说不礼貌但很坚定地将我请了出来。
我现在终于使事情自身具有了一定的分量。我向所有重要的拍卖行发去一份内容相同的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令人尊敬的贵公司在1974年5月是否拍卖过一次埃及艺术品，结果如下：三家回答没有，两家压根儿没回音，一家回答是的。伦敦的克利斯蒂拍卖行回答说，他们1974年7月11日拍卖过埃及艺术品。我前往伦敦。
克利斯蒂拍卖行的总部位于圣詹姆斯国王街上，让人感觉很气派，至少向公众开放的空间（以红色为主）是这样；里面的房间给人一种没落的印象。特别是保管目录和全部拍卖结果的档案室。我证明了自己是个收藏者，获准进入存放旧目录的积满灰尘的房间。克莱顿小姐是位戴着眼镜、风度优雅的女士，她妩媚地笑对她的年龄，陪着我，帮助我寻找。
从1974年7月11日的“埃及雕像”目录里查到，大部分进货来自一位纽约收藏家的遗产，其中有第六王朝的阿皮斯公牛和一尊孟菲斯的霍鲁斯像。我终于在第122号货里找到了我要找的巴斯泰特猫，第三王朝，估计是来自萨卡拉。我声称这件艺术品在我手里，我想要一封完整的收藏证书，问她能不能告诉我这件拍卖品的原主和买主。
但女士坚决拒绝这么做，她合上目录，放回原处，不快地问她还有什么能帮我的。我说没有了并向她的帮助表示感谢，因为我发现我这样做不会让此事再有进展。往外走时我同克莱顿小姐谈起伦敦的饮食行业，对于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的人，说轻点，它像天书一样难以理解，我这样做并非一无所获。一提到盎格鲁萨克森的烹饪艺术，每个英国人都会激烈地为它辩护——克莱顿小姐也一样。你必须熟悉相应的饭店，说时，她的镜片闪闪发光。讨论的结果，我们约定在南肯辛顿的四季饭店。
我先把话说在前头：要不是在主食和甜点之间出现了特别有趣的交谈、谈话时有过多次机会夸奖克菜顿小姐对国际拍卖行业的了如指掌的话，晚餐真不值一提。加上超出了职业活动的其它恭维，我悄然赢得了克莱顿小姐的信任，她答应违背公司的规定，在我保证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说出第122号拍卖品的卖主和买主。
第二天我去克莱顿小姐的办公室找她，她明显地紧张不安，塞给我一张写有两个名字和地址的纸条，其中一个名字我已经知道了：费伦茨·B。她赶紧补充说，希望我忘记昨晚的谈话；她讲出了她不可以讲的事情，精美的葡萄酒使她话多了，她表示道歉。当我问我们是否可以再见面时，克莱顿小姐坚决回绝了，并请我原谅。
在伦敦我喜欢下榻格洛斯特酒店的酒吧里我思考克莱顿小姐可能向我讲出了什么，但尽管我将昨晚丰富的谈话又回放了一遍，却找不到线索。不过我现在有了卖主的姓名，显然是个埃及人，名叫盖马尔·加达拉，住在萨塞克斯的布赖顿，修道院路34号；时值夏天，我决定从伦敦飞往布赖顿，在那里住进国王路上的都市酒店。看门人是个客客气气的自发中年人，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穿着制服，当我打听修道院路时，他耸起眉毛，符合这个世纪之交的酒店气氛地特别详细地声称，布赖顿没有一条同名街道或类似名称的街道；不，1974年也未有过同名街道，这他知道。我随即给伦敦的克莱顿小姐打电话，问她是不是搞、错了，可克莱顿小姐很激动，保证不会有错，恳求我停止对此事的调查。当我追问她是不是向我隐瞒了什么时，她不吭声，后来她挂断了电话。
这样，这件事对我来说就进入了一条“死胡同”，虽然——我不得不承认——先前我只是有过预感或特别的幻想，现在猜测变成肯定了：那张不显眼的写有“凶犯73号”的纸条背后隐藏着某种秘密。
我返回伦敦。我拜访了弗里特街上的《每日快报》，我知道它有个了不起的档案室。我让人找出1974年7月的报刊；我是这么考虑的，自古以来拍卖报道在伦敦就深受欢迎，也许我能在那里找到什么线索。但我没有找到，无论如何我在1974年7月13日的报道中没有找到任何超出对拍卖结果的客观报道的内容；但我不放弃，继续去伦敦的另一家报社，这下巧合来帮我忙了。《太阳报》多年前用大体字报道过我的**本书。因此我找到编辑部，也要求找1974年7月的报刊，我找到了。
1974年7月12日的《太阳报》以“拍卖厅里坐着一名死人”为题报道如下(我让人帮我复印这条新闻)：“昨天，在圣詹姆斯街克利斯蒂拍卖行的一场埃及雕像拍卖会上发生了一起悲剧性事件。拍卖期问一位出价号为135的收藏者死于心脏病。事情未引起注意。拍卖结束后克利斯蒂拍卖行的职员于下午9点发现此人倒在*后第二排他的椅子上，以为他是睡着了。他们想唤醒他，但唤不醒，他们叫来了一位医生。医生确定那人死于心脏病。出价号为135的这位死者是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德国一埃及艺术品商人奥马尔·穆萨。”
我当然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穆萨是否是自然死亡。毕竟那里有张虽然不起眼但写有“杀人犯”字样的纸条。这张纸条刚好在死者参与的拍卖会上的一件艺术品里，这是巧合吗？
我再次询问慕尼黑的赫尔墨斯研究所，它已经对那张纸进行过分析，结果如下：那张纸产于70年代初，极有可能不是欧洲造的。
凶手——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凶手的话——他的出价号是73吗？谁是这个73号？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去到克利斯蒂拍卖行，我惊讶地获悉，克莱顿小姐匆匆离开了办公室；她有家庭问题要处理。我不顾拒绝，找到总经理克利斯托弗·蒂姆布莱比。
老板克利斯托弗·蒂姆布莱比在一间拥挤暗淡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对我怀疑在他的历史悠久的公司的神圣大厅里——毕竟它自1766年就存在了——发生了一起谋杀，明显地不太高兴。首先，他插言说，我几乎无法回驳他什么，这人有什么动机？蒂姆布莱比坚决拒绝说出73号出价人的姓名，这在我预料之中。但我申明这阻止不了我继续调查，是的，他得料到，我会将我的调查公开，虽然这整件事也许是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对方沉思起来。
那好吧，蒂姆布莱比*后说道，考虑到情况的特殊他同意支持我的调查。但他提出条件，要求我一直保持联系，在未证明这是一桩罪行或按情形判断有可能不是时，要避免所有的媒体。
我隐瞒了我先前同克莱顿小姐的接触，当我们一起去档案室时，我装得像是头一回来似的，这让我很为难，因为蒂姆布莱比不慌不忙地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我早已见过的档案。蒂姆布莱比表示很抱歉，负责的女士不在，但在紧张的寻找之后还是找到了正确的格子——找到了档案室的一个漏洞。我不相信我的眼睛。我几天前还见过的我寻找的档案消失了。
这下我觉得此事太明显了。我留下我的洒店地址，要求万一找到了通知我，我告别而去——我不得不承认——相当恼怒。我在哪里寻找，哪里就会出现一堵墙。
每当这种一筹莫展、完全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的时刻，我习惯去一家博物馆，找专家们聊聊。我去了大英博物馆，我想到的是那块玫瑰花形石头，它是拿破仑的一位军官在一座同名的埃及城市附近发现的，上有一篇用3种语言写成的铭文，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31行德莫文字和54行希腊文字，它曾是一位法国学者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样品。
我在玫瑰花形石头面前思考的结果是决定将我调查的全部路线再从头走一遍；不管怎样，这让商博良更接近了他的答案。第二天，在计划好动身之前我突然产生了调查朱丽叶·克莱顿小姐的主意。我从电话号码簿里找到了她的住址：肯辛顿女王门海鸥广场。狭窄、两层的白房子，底层多是小车库或仓库，街面铺着石块。
我问一位不时地从一辆旧汽车的防护罩里钻出来的汽车机械师是否认识克莱顿小姐。
他说：“当然了，认识，可克莱顿小姐外出旅游了，去了埃及，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对不起，先生。”我假装自己是克莱顿小姐的老朋友，问他知不知道她在埃及的住处。那位汽车机械师耸耸肩。“她母亲也许知道，那位年迈的老太太住在北面，在汉威尔，乌克斯布里奇路：你*好从维克多车站乘火车，行程一小时。”我肯定我能在那里找到克莱顿小姐的下落，立即上路了。
前往汉威尔的途中天空下起雨来，雨水使得萧条的伦敦郊区更萧条了。我是在汉威尔下车的唯一乘客，一座荒凉的旧车站，路边有问镶玻璃的小屋：出租车。
乌克斯布里奇路。
1.5英磅。
克莱顿夫人端来茶，这是位矮个子夫人，白头发，多皱的脸上不停地掠过微笑，我的突然造访显然让她很高兴。我假装是她女儿的一位朋友，克莱顿夫人主动谈起朱丽叶。但更重要的是那个信息，克莱顿小姐住在开罗的喜来顿酒店，她经常住那里。
“经常？”
“是啊，一年一两次吧，我知道你对埃及的偏爱——难道不是吗？”
“那当然，”我保证道。交谈中我还了解到，朱丽叶·克莱顿在埃及呆过好多年，讲流利的阿拉伯语，同一位克莱顿小姐叫他易卜拉欣的埃及人关系密切。当开始谈起伦敦的天气时，我礼貌地起身道别。
回去后，酒店里有桩意外在等着我。看门人递给我一张克利斯托弗·蒂姆布莱比的留言：73号是个名叫盖马尔·加达拉的人。住在萨塞克斯的布赖顿，修道院路34号。那个我早已将他当作巴斯泰特猫的主人寻找过的幽灵。新的情况就这样出现了，我既不必去博物馆也不必较长时间地呆在酒馆里了，由于天色已晚，我决定去旧城堡的“鹊和树桩”，找到一个从前公开处决犯人时高价出租的临窗座位。我喝“拉格尔”和“斯托特”，将我的不知所措喝下肚子，要不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人，一个金黄色头发、手背布满雀斑的英国人，示威性地叹息一声，将他的宽脸转向我，骂道：“该死的女人，妈的！”我都不知道这个晚上怎么过。
我礼貌地打听他这是什么意思，对方做个轻蔑的手势，回答说我不必羞愧，在旧城堡的幽暗中都看得出我同女人有麻烦——是的，他习惯这样讲——眨着眼睛，手捂嘴，像是不想让任何人听到，他补充说，威尔士有*好的女人，不太时髦，但妩媚、忠诚，然后他向我伸出布满雀斑的手，说，他叫奈杰尔。
听到一方面我不是英国人，另一方面没讲失恋或类似的东西，奈杰尔很吃惊，相信他不得不开始讲战争。我不知道是因为啤酒还是由于我反感讲这些事，反正我打断了奈杰尔滔滔不绝的战争话题，问他是否真的想了解我的烦恼，他说是的，将他的头撑在拳头之间，我开始讲起我的故事。我讲时奈杰尔一声不吭，只是偶尔不解地摇摇头，我讲完很久他都还在沉默。*后他说道，我一定是个作家，这故事虚构得真精彩，但它不是真的，反正他不能相信它，不能相信这种事。
我动用了三寸不烂之舌和五六杯“斯托特”才让我的朋友相信了我讲的故事是真的。他*终同意了：“那好吧，也许真有这种疯事——你现在想怎么办呢？”我回答道：“要是我知道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讲这整个的故事了。”
奈杰尔沉思着，一边用手掌拍打着黑漆的桌面，咕哝着什么乱七八糟或相当于德语的“纠缠”的话。
要不是奈杰尔突然拾起头来，说，既然这个神秘的盖马尔·加达拉并不存在，那么艺术品商人奥马尔·穆萨可能也只是一个幽灵，您认为呢？我在“鹊和树桩”里的相遇可能根本就不值一提。
两天之后，我在杜塞尔多夫思考这个问题，一开始事情的进展似乎都令我满意，因为我在电话号码簿里发现了奥马尔·穆萨的名字和说明：古董，国王大道——*漂亮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