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演讲

一 *后的演讲
1 受伤的狮子仍然想吼叫
许多教授做过题为“*后的演讲”的讲座，可能你也曾聆听过类似演讲。
在大学校园里，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活动。教授们应邀谈论如他们的死期临近，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在他们做演讲时，听众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后的机会，我们会给世人传达什么样的至理名言呢?如果明天我们不得不消失，我们想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呢?
多年来，卡耐基·梅隆大学一直在举办“*后的演讲”系列讲座，但等到组织者请我去做演讲时，这个系列讲座已经被重新命名为“旅程”了，他们要求被邀请的教授们“谈谈他们对个人或职业旅程的一些看法”。这不是那种*激动人心的讲述，但我接受了邀请，我的演讲时间定在9月份。
当时，我已经被诊断为胰腺癌，但我很乐观，也许我是能够活下来的幸运者之一呢。
当我在接受治疗的那段时间里，那些负责系列论坛的人员一封接一封地给我发邮件。“您打算讲什么?”他们问，“请提供一个摘要吧。”在学术界，这是一种规矩，即使某个人正在忙于其他事，比如说，正在忙着保住性命，那也不容怠慢。到了8月中旬，他们告诉我必须印刷演讲的海报了，所以我得把演讲题目定下来。
然而，就在那一周，我得到消息：我*近的治疗没有成功，我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
我知道我可以取消演讲，每个人都能理解。突然间，有那么多事要我去做。我得应付自己的痛苦以及那些深爱我的人的悲伤；我得全力以赴地把家中的事情安顿好。然而，任何事情都没有使我放弃这场演讲的念头。我将要做的这场“*后的演讲”是个名副其实的*后的演讲，这个念头已经唤起了我的激情。我能讲些什么呢?我的演讲将引起怎样的反响呢?我能够将演讲进行到底吗?
“他们会让我打退堂鼓的，”我告诉妻子杰伊，“但我真的想做这个演讲。”
杰伊一直是我的拉拉队队长。当我充满激情时，她也是如此，但她对*后的演讲这个想法一直不怎么赞成。我们刚刚从匹兹堡搬到弗吉尼亚东南部地区，这样在我死后，杰伊和孩子们能够离她的家人近一些。杰伊觉得我应该把*后的宝贵时光用于陪伴孩子们，或者整理一下我们的新家，而不是花时间撰写演讲稿，并且还要长途旅行到匹兹堡去做演讲。
“你可以说我自私，”杰伊告诉我，“但我想要拥有你的全部。你花时间准备演讲稿就等于是浪费时间，因为你离开了孩子们和我。”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么，在我患病之初，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听杰伊的话，尊重她的意愿。我把这看做是我的使命。我要尽我所能减轻我的疾病给她的人生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我把睡眠之外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为我们家失去我之后的未来做安排的原因，但是，我仍然无法抑制做这个*后的演讲的冲动。
在我的学术生涯当中，我曾做过几次相当出色的讲座。虽然被认为是计算机科学系*好的演讲者，其实也不过相当于“七个小矮人”当中个头*高的一个。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到我有更多的话要说，假如我把这些全部说出来，我就可能给人们提供某种特殊的东西。“智慧”是一个有点夸张的字眼，但也许就是我能够分享给别人的东西。
杰伊仍然对此闷闷不乐，*后，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米歇里·瑞斯，她是我们几个月前开始拜访的心理治疗师，擅长帮助有绝症病人的家庭。
“我了解兰迪，”杰伊告诉瑞斯医生，“他是个工作狂，我知道，一旦他开始准备演讲稿，将会是个什么样子，那将耗尽他的心血。”她争辩说，我们正全力应付我们生活中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而演讲偏离了我们这个中心，毫无必要。
另一件使杰伊头大的事情是：根据演讲的时间安排，我将提前一天乘飞机到匹兹堡，而那一天正是杰伊41岁的生日。“这将是我们*后一次共度的我的生日，”她告诉我，“你却要在我生日的当天离开我!”
当然，一想起在那一天离开杰伊，我就感到非常痛苦。然而，我无法放弃做演讲的念头，我已经把这个演讲视为我事业的*后时刻，视为我向“在一起工作的大家庭”告别的一种方式。我也发现，在我的幻想中，做这个*后的演讲，就如同一个即将退役的棒球击球手打出*后一个本垒打一样精彩。我一直很喜欢电影《天生好手》里的*后一幕，那个已经开始衰老、正在流血的棒球运动员罗易·霍布斯神奇地击出了一个本垒打。
听了杰伊和我的诉说以后，瑞斯医生说，在杰伊身上。她看到了一位坚强的、有爱心的女性，这位女性一直希望与丈夫共度几十个春秋，构筑完美的生活，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但现在，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却被压缩成了几个月。在我身上，瑞斯医生看到了一个还不打算彻底退隐山林的男人，当然这个男人肯定也不愿意躺到他的床上。“对许多我关心的人来说，这次演讲是他们*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我的机会，”我平淡地告诉她，“有了这个机会，我可以认真地思考什么对我是*重要的，人们怎样才会记住我，在我离开人世前，我力所能及地做点好事。”
不止一次地，瑞斯医生望着一起坐在她办公室沙发上的杰伊和我，我们的手紧紧相握，两人都泪水满面。她告诉我们，她看得出我们彼此非常尊重，并被我们一如既往共度*后时光的承诺深深打动，但她又说不应当让她来权衡利弊，决定我是否去做演讲。“你们只能自己作出决定，”她说。她又鼓励我们认真倾听彼此的意见，以便我们能够作出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正确的决定。
考虑到杰伊不太愿意多说，我知道我应当坦诚地审视自己的动机。为什么这个演讲对我如此重要?这是一种提醒我和其他所有人我依然活得很好的方式吗?是为了证明我依然具有表演的勇气吗?抑或是一个舞台聚光灯崇拜者欲望驱使下的*后一次作秀呢?不论从哪方面来看，答案都是肯定的。“一头受伤的狮子想知道他是否依然能够吼叫，”我告诉杰伊，“这有关名誉和自尊，与虚荣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已经开始把这个演讲看做一辆车，将带我驶入我从未见识过的未来。
我提醒杰伊，孩子们的年龄分别是5岁、2岁和1岁。“你瞧，”我说，“迪兰现在5岁，我想他长大后也许对我还有点儿印象，但他真正记住我多少呢?你和我又能记住多少我们5岁时的事情呢?迪兰会记住我是怎么带着他玩耍，或者他和我一块为了什么而发笑吗?至多也就是模糊记忆吧。”
“洛根和克洛伊又会是怎样的呢?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印象，什么也没有，尤其是克洛伊。我可以这样给你讲：当孩子们长大一些，他们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谁是我的爸爸?他长得什么样子?’这个演讲能帮他们找到答案。”我告诉杰伊，我肯定会让卡耐基·梅隆大学给我的演讲录像。“我会给你一张DVD。当孩子们长大一些，你可以放给他们看，这将帮助他们理解我是谁，我所关心的是什么。”
听我说完后，杰伊问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假如你有什么想对孩子们说的，或者你想给他们什么建议，为什么不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支起三脚架，放上一台摄像机，就在这儿自己录像呢?”
也许她这句话将了我一军，也许没有。就像那头丛林里的狮子，我的自然栖息地依然在大学校园，在我的学生们面前。“我知道这样的情况，”我告诉杰伊，“当父母告诉孩子一些事情时，引用来自外界的证据并没有什么坏处。假如我能让观众在适当时发笑鼓掌，也许给我对孩子们讲的那些事增添一点分量。”
杰伊微笑着看着我——她的正走向死亡、爱出风头的男人，终于作出让步了。她知道，我一直在迫切找寻一种给孩子们留下遗产的方式。那么，这个演讲可能就是一条途径。
于是，面对杰伊嫉妒的目光，我迎来了一个挑战。我怎样才能使这个学术性演讲在今后l0年甚至更长的未来之路上与我的孩子们产生共鸣呢?
有一点我很明白，我不想把我的演讲聚焦在我的癌症上。我的治疗就是那样一种经历，我早已一遍一遍地回顾过了。我没有兴趣谈论我是怎么与病魔搏斗的，或者这个病是如何赋予我全新视角的。许多人可能都认为，我的演讲是关于死亡的，但我非讲不可的却是如何生存。
但什么使我与众不同呢?
这是我感到要必须探讨的问题，我的回答也许有助于我想清楚我该讲什么。当我和杰伊坐在琼斯·霍伯金斯医生的等待室等待着一份病理报告时，我就开始撇下她浮想联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