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

**章 五四运动的误读与重构
近30年来，五四运动研究几成显学。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渐成趋势。在此背景下，五四运动研究突破了原来的条条框框，五四话语权的垄断被打破，呈现出百家争鸣、海内外联动的生动局面，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对深化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这些观点的提出者层次高，观点影响大，对今后的五四研究必将产生重要影响，特择其要综述如下。
　　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李泽厚在《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上著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认为现代中国在启蒙与救亡这两重同等紧迫的使命之间徘徊，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似乎永远得不到解脱。在李泽厚看来，启蒙与救亡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起初这两个主题是同步发展、相得益彰的，但一段时间后，民族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的平行局面，*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被救亡的“头号主旋律”所淹没、中断、压倒。“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李文涉及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思想革新与社会改造、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并作出了在当时极具个性化的回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是20世纪80年代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量级研究成果，很自然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持此论者大多认为，五四以后更为紧迫的政治救亡任务拦腰截断了启蒙的进程，使得五四思想启蒙半途而废。五四启蒙中断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主观原因，如新文化阵营内部左、中、右的分化，启蒙方向和重点的转移等，但更根本的是国际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迅疾变动，使得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主力被迫投身到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从而大大削弱了思想启蒙的骨干力量。此后，现实的社会运动、政治浪潮、军事斗争此起彼伏，这就淹没了思想文化界刚刚掀起的微弱的启蒙努力。
历史地看，李泽厚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五四运动的主角之一胡适晚年曾不无惋惜地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终让位于爱国救亡运动，实质是对五四思想启蒙不幸的政治干扰。应该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与胡适的“政治干扰”论一脉相承，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五四观。
李泽厚的观点有支持者，自然也有反对者。反对论者认为，救亡与启蒙是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救亡有唤醒启蒙的一面，启蒙有促进救亡的一面，把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有失偏颇，断言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方面干扰、中断了启蒙的观点是错误的。张岱年指出：反帝是为了救亡，反封建是为了启蒙；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救亡必须启蒙，两个任务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新中国，是完成了救亡与启蒙的统一。所谓中国社会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的观点缺乏科学性和历史性。龚育之说：“救亡与启蒙，反帝爱国与革新思想，两者交互为用，交相辉映，哪一个也没有压倒另一个，也不能和不应该压倒另一个。这一点‘便在当时已显然’；正是救亡运动给新文化启蒙运动开拓新的空间，赋予新的活力。”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近代以来，救亡已成为中华民族行进的主旋律，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同样，沙健孙、龚书铎也认为：“救亡与启蒙并不是一个压倒一个的问题，而是相互促进的问题。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看，恰恰是救亡引起了启蒙。”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即五四前的启蒙运动阶段，此阶段的“新”指的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第二阶段虽然仍然包含着资产阶级新文化，但它已具有了更新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爱国救亡运动极大地把新文化运动推向前进，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启蒙，是区别于五四前期倡导资产阶级民主、科学、个性自由的“另一种启蒙”，启蒙不能仅仅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为唯一标准。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更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也赋予了新文化运动新的内容与特点，有学者将其称为“更高层次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它标志着五四启蒙运动的阵营分化，对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本身就表明五四启蒙运动的复杂性，将救亡完全置于启蒙的对立面，不利于揭示五四启蒙的这种复杂性。救亡压倒启蒙说实质遵循的是“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模式，以为只有彻底的思想启蒙以后才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现代化，启蒙的中断不利于现代化的生长。这种看法是对五四启蒙的特殊性了解不够，机械地拿西欧启蒙运动的模式来套中国的启蒙运动所致。
　　二、五四是全盘性反传统吗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已不计其数，也有许多不同观点的争论，焦点之一是新文化运动是否是彻底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将直接关系到对五四运动的评价问题，也关系到我们今天如何继承并超越五四的问题。五四“全盘性反传统”的观点*早出现于海外华人学界。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指出，五四时代的“显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一般而言，各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均有可能出现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传统是普遍的现象，但很少出现像中国五四时期那样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据林毓生的看法，反传统的思想产生于**代知识分子，但其性质到五四却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因为**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思想只是针对某些特定事物或特定层面的反对，虽然态度激烈，但尚未至整体性反抗的程度，而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之所以对传统有整体性的反抗，实因他们未能从中国传统“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有机式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缘故。五四这种极端的反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很特殊的现象。因为正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在本质上，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涉及以下两种预设：**，必须把过去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视为一个整体；第二，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予以否定。”美国学者张灏进一步强化了史华慈的观点，指出：
从五四开始，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西方近代文明简化为科学和民主两大要素，另一方面把传统视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而与西方近代文明对立起来。所谓对立就是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有矛盾和抵触，而不可能汇通融合。对他们而言，西方近代文明代表进步，中国传统代表落后；西方近代文明代表光明，中国传统代表黑暗；西方近代文明代表开明的理性，中国传统代表非理性的情绪、冲动和偏执。按照这种简单二分法的逻辑，如果中国要进步，要理性，要前途光明，只有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要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则必须毫无保留地扬弃传统文化。他们认为：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灰烬上，才能重建中国文化。
林毓生的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观点传人国内后，被一些学者引为同调。甘阳认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把“现代化”与“西化”不恰当地等同起来，以一种全盘否定的“反传统”态度来对待中国文化，因此在客观上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造成了所谓文化传统的“断裂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五四虽未直接宣称全盘反传统，但实际上已有全盘反传统的倾向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把过去一切典章文物及其价值都否认了，采取了“将婴儿与浴汤一起倒出去”的做法。胡国亨完全同意林毓生关于五四知识分子思想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观点，认为五四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反传统“完全继承了中国儒家那种历史意识及道德承担的精神”，并认为五四全盘反传统摧毁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五四运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态度，彻底地摧毁了我们文化的凝聚力，我们便会面对逐步分离解体的危险。有朝一日中国若遭此大难，‘五四’实难辞其咎”。并进而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五四’功不补过，应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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