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
温故-(十四):书脊或封面有瑕疵
- ISBN:9787563379750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173
- 出版时间:2009-01-01
- 条形码:9787563379750 ; 978-7-5633-7975-0
本书特色
《温故》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所谓“温故而知新”。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
内容简介
陈丹青与您分享“民国的文人──长沙谈鲁迅”蔡登山与您一同“探源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李伟与您一同发现“上海滩的神秘老人”冯远理与您一同感受“殷海光的*后时光”白先勇为您讲述“徐州会战与台儿庄大捷──先父白崇禧将军参加是役之经过始末”徐宗懋为您呈现“1947年春: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的现场……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目录
陈丹青 民国的文人──长沙谈鲁迅
人物
蔡登山 探源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
李伟 上海滩的神秘老人
冯远理 殷海光的*后时光
回眸
白先勇 徐州会战与台儿庄大捷──先父白崇禧将军参加是役之经过始末
马嘶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歌
聚焦
郭晶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现场
徐宗懋 1947年春: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
记忆
陈懋智 1938年:逃离武汉
方子奋 一个囚犯和他的烟嘴儿
云宝 姆妈
冯昭奎 “偶然”改变人生
风物
吴润凯 民国文人的西湖旅行
徐宗懋 1947年:延安风暴
文本
王任 整理并注释 沈从文致刘敦愿书信十封
何季民 梁实秋题赠*后的北平师范大学
片语
林建刚 闻一多的转变
来函
汪成法 关于胡适宽厚待人的又一例证
节选
民国的文人──长沙谈鲁迅
在《鲁迅是谁》的演讲中,你讲到“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与此类似的是否还有一批与他同时代,而后在1949年选择去了台湾的学人,同样陷入这种“公案”中,如胡适、梁实秋等?
陈: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鲁迅的工作。我不是学者,居然一再谈论鲁迅,是为了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诸位同意鲁迅被扭曲,那就有可能同意:被扭曲的是我们自己。
五十年代初鲁迅被神化,同时是胡适的被妖魔化。当政府为鲁迅补办国葬时,胡适批判也在全国范围展开,他的书被全部禁止,就像鲁迅的著作在台湾也被一律禁止。此后至少两代人,在大陆读胡适,在台湾读鲁迅,都是准政治行为,都有政治危险。所以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
这一洗脑过程,在大陆,采取同一模式,就是:在各个领域选择民国时期某一位人物,以“政治上的正确”给予褒扬、抬高,不可怀疑,不可反对,直到被神化,同时,贬斥该领域其他重要人物,批判、压制,直到被抹杀、被遗忘。以下一组粗略的名单,是人文艺术领域的小公案:
在文学界宣扬茅盾、巴金,封杀沈从文、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在思想界抬高艾思奇,贬低冯友兰;在史学界抬高郭沫若,抑制陈寅恪——说起来不伦不类,郭沫若的身份严格说来并不是准历史学家,但解放后他公开批判自己在民国时期的创作,从事历史与考古学——再譬如音乐家,我们从小只知道聂耳和冼星海,长期不知道黄自和黎锦晖,因为不准播放他们的歌曲;美术界则高度肯定徐悲鸿,批判刘海粟、林风眠,停止出版民国美术的非左翼作品;在演艺界,推崇梅兰芳,抑制程砚秋、尚小云等名家;电影界,除了民国时期左翼人物被启用,非左翼电影人逐渐消失……
以上人物和鲁迅、胡适的名声不能等量齐观,但大致是学术艺术领域中**流人物。其中,凡是被抬高利用的“正角”多半死去或建国初期死去,譬如徐悲鸿和梅兰芳,很方便被神化。在世的则比较难办,譬如郭沫若,他到“文革”时期的表态更进了一步,公开宣称要烧毁自己的所有著作,事实上,他在民国时期的文艺创作并未再出版。至于那些被批判的“反派”,长期处境难堪:冯友兰很早作出公开检查,自我羞辱,沈从文完全放弃写作,并曾自杀;刘海粟成为右派;林风眠六十年代被逮捕监禁;民国时期广有票房的京剧名角,诸位可以阅读章怡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就知道他们解放后从萎缩到灭绝的命运。
到了“文革”时期,几乎所有“正派角色”,也就是解放后的无产阶级文艺家,也几乎全部遭殃。所以“反派”人物远远不止这份名单。其中凡是留在大陆的,不容许他们出现在任何媒体,凡是走出境外的人物,迅速被抹杀,即便出现他们的名字,也是诸如梁实秋等被鲁迅骂过的人物,但我们不可能读到梁实秋的任何文字,不知道他也骂过鲁迅,而鲁迅文字中没有提到的人物,便自动消失。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代人才逐渐知道学者傅斯年、罗家伦、陈寅恪、钱穆、钱锺书,小说家沈从文、废名、张爱玲……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目前就我记忆,列举以上这些。
在这些人物中,鲁迅和胡适名气*大,代表性*强,被贬褒的规格也就*高。
*近二十多年,政府相对理性,逐渐松动意识形态封锁,历史景观得以局部恢复,相对正常的学术研究成为可能。但是,长期以政治目的切割历史,因人废言,成为一种思维模式遗留给我们几代人,成为我们的细胞,甚至基因。譬如当胡适和大批民国人物的学说著作逐步解禁,公开谈论后,随即出现一种相反倾向,即贬斥鲁迅、褒扬胡适。这些议论部分言之成理,胡适的再出现也确实有益于了解鲁迅,但如果今天我们还在二者之间试图厚此薄彼,刻意贬褒,就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魔咒,因此,同样扭曲。区别,只是过去被迫扭曲,现在主动扭曲。
鲁迅、胡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他们二位的是非,牵涉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心理问题,这里不展开。我的意思是说,人不免有所偏爱,有所倾向,但前提是有所判断、有所选择。从五四直到1949年,中国幸亏有一位胡适,也幸亏有一位鲁迅,幸亏有人反对胡适,也幸亏有人反对鲁迅——在他们二位之外,中国还幸亏有其他不同主张、不同学说、不同性格、不同来历的人物。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鲁迅被独尊、胡适被批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抹杀,总的目的,就是剥夺我们的常识、判断与选择。这种剥夺的后果,是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我们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后,失去历史。
我爱鲁迅,自以为熟读他的著作。八十年代以来,我开始读到胡适的著作,梁实秋的散文,还包括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等其他民国文人的作品——我发现,我喜欢梁实秋的散文,喜欢沈从文与张爱玲的小说,2007年我读过的*好的书,就是胡颂平编写的《胡适晚年谈话录》,我同时发现,阅读民国其他作者的作品,使我对鲁迅的敬爱与了解,获得更深的理由,这种了解,有一部分即来自胡适。
五十年代初,当中国神化鲁迅,批判胡适时,胡适正在纽约流亡,他知道对他,对死去的鲁迅,发生了什么,他有一次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大家会说,这是一面之词,不可能得到鲁迅的同意或反对,因为鲁迅那时已去世将近二十年,但不论我们是否相信、或怎样解释这句话,胡适说了这句话,这句话也说出了胡适,并说出了五四那代人的关系。
一个文人艺术家身后的毁誉,不绝于史,本来不奇怪,但像鲁迅与胡适这样的公案,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是否曾经发生过。孔夫子自称“丧家狗”,不是因为政治迫害,而是报国无门;诗人屈原投江的原因之一,是失宠于楚怀王;画家毛延寿被皇帝处死是他隐瞒了王昭君的美貌;纪晓岚得罪了主子,被放逐新疆,结果乾隆帝想念他,又将他招回来。至于司马迁、嵇康和金圣叹这些人物的致残和致死,是属于言论获罪,这类记载不绝于史,但毕竟那是古代,而鲁迅与胡适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
苏联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但远远比不上我们。此外,有哪个现代国家的政府、政党,以至于全国、全民,会对两个文学家思想家做出类似的贬褒?在法国,萨特与他的同学、同样是哲学家的阿隆,思想对立长达半世纪,萨特和他存在主义的同志加缪,公开绝交,可是法国政府和政党不会介入这种文人的分歧。更早时,纪德与罗曼.罗兰前后访问苏联,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出了书,引起激烈争论,可是政府和政党也没有对哪一方肯定或者批判。大家知道美国著名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有乔姆斯基,有苏珊·桑塔格,可是美国还有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未必喜欢他们,认同他们。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在鲁迅与胡适的时代,有左翼,有右翼,还有别的主张与派系,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别的政党,即便在各种党派或集团内部,也有左翼、右翼、激进派、保守派、温和派,如果要细分,还有极左、极右,或者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等等等等。在文艺群体中,同样有各种主张、各种主义、各种派别,虽然有的很强大,占据主流,有的很脆弱,处于边缘,有的比较成熟,有的非常幼稚,但都能够发出声音,做点事情,能够保有各自的空间。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左翼文艺开始遭遇厄运,其中代表人物如胡风、丁玲、艾青、萧军、江丰等等“反党分子”与“右派分子”的命运,大家耳熟能详,不多说,到“文革”发生,党内权威理论家胡乔木、文艺教皇周扬、努力改造的小说家巴金、革命作曲家贺绿汀,还有几乎全部的革命画家、革命导演、革命演员,甚至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大批遭殃,或者被迫害,或者被置于死命……
今关的博士生应该做好多论文,详细寻找1949年以后在各个专业领域被刻意褒贬的名单。
鲁迅与这批人的关系究竟如何?有过一些有趣的交往吗?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版图上,他们的位置又是一个怎样的格局?
陈:从鲁迅个人交往录去了解民国的“文化版图”,肯定是片面的。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近年对民国学者做了大量清理研究,诸位有兴趣,应该读他的书。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文人之间,不同门派、师承、游历、眼界,自然会有不同的圈子。鲁迅和章太炎的弟子们是留日派,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他们是英美派,虽说都是海归,但不免有隔阂,分亲疏。这本来不奇怪,改革开放以来,许许多多从不同国家、不同学校、不同时期留学归国的海归,彼此之间也有隔阂,也分亲疏。而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的教授们,包括从事不同专业的学者,都会有不同的圈子,有隔阂、分亲疏。此外,即便同一院校、同一专业的文人学者,由于不同籍贯、辈分、出身、境遇、性格,彼此谈得来,谈不来,经常走动,或从不来往,在所难免。
九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领袖,是陈独秀和胡适,鲁迅对他们敬而远之,有合作,有来往,遇见大是非,彼此声援,或者辩论,但平时未必是朋友,也未必是冤家。读鲁迅日记,五月四号那一天他写道:“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通篇没有一个字记载那场五四运动。
诸位有兴趣,可以查看鲁迅和胡适的书信,他俩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很客气地交往过,胡适很喜欢周家兄弟,佩服他俩的文才。胡适是交际型人物,少年得志,成名早,在主流社会地位很高,和鲁迅的经历性格很不一样,鲁迅年纪比较大,作风比较地倾向旧式文人,胡适年纪轻,属于西方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但这种差别也谈不上是非。
说起是非,1925年前后为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留日那群人和留学英美那群人意见相左,彼此的对立公开化,形成明显的营垒,建国后全部采取官方教科书说法,独尊鲁迅,抹杀其他。今天,史料研究早已公布当时各方意见,平心而论,英美派比留日派更理性,更超越,更具有现代国家的法制观念与公民意识。但不要说八十年前的语境,即便事情发生在今天,这些西方观念仍然会与国情发生深刻冲突,难以奏效。以我在美国的生存经验,我自然倾向胡适等英美派当时的意见,但以切切实实的中国生存经验,在更深的层面,我同情鲁迅,因鲁迅更懂得中国问题的纠葛,看破人心的险恶。今日中国许多大问题、大是非,英美式的理性姿态与法制观,越来越被认同,但在现实深层,处处遭遇国情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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