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

这种异性恋模式是为了强化男性对女性的全面控制权。而且，所有女性或者绝大多数女性被认为生来就是爱男人。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下，女同性恋要么被认为不存在，被忽视漠视，要么被认为变态、可怕。
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法律图景与激烈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中，回避同性欲望议题，既不有效又不可能。因此，我呼吁中国法律人培育和运用“法理学的想象力”，化困惑、惊异、窘迫、焦虑为理解、平和、通达和支持。我所呼唤的“法理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将“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文学的想象力”融入法律实践过程的心智品质。
半个世纪前，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米尔斯发现：“人们一般不是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确定他们所遭受的困扰。他们一般不将自己所享受的幸福生活归因于他们所处社会的大规模起伏变动。因为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这种联系对于他们将要变成的那种类型的人，对于他们或许要参与其中的构建历史的过程意味着什么。那些对领会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方面的品质，他们并不具备。他们不能通过诸如控制通常在其身后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的方式，处理好那些个人的困扰。”②为此，他主张培养和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