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鉴 五四

　　姜：您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史的叙述，不应只讲北大，不讲清华，两者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都在为中国新文化奠定基石。应当把与“五四”主潮（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华大学学者的人文论述（包括王国维、梁启超、吴宓等）纳入新文化的范畴。能否具体谈谈他们共同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多元文化景观？ 　　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都属北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清华总是被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却不公乎，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三个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均是保守派。尤其是吴宓，他和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辅等先生创办的《学衡》被视为《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动。其实，吴宓编辑《学衡》杂志期间（1921-1924）身在南京东南大学。直到1925年初，他才被聘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不过，他是1917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因此被视为清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也理所当然。在吴宓的主持下，1925年梁启超被邀担任研究院导师（于1928年夏季辞去职务）。同年，王国维也受聘于研究院，并携全家迁居于清华园，两年后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嘱家人把他“行葬于清华园茔地”。 　　1988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人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20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