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本书特色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内容简介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国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划上了句号。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节选

相关资料

蒋介石以邀请毛泽东赴渝，作为战后政治因应中共问题的出人意料之举，在国内政治方面得了一分。民间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对蒋之邀请评论为“感到一片祥和之气”，“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毛泽东到重庆后，《大公报》社评的文辞更是激情洋溢：“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嗜好的！”①但是国共谈判的实际进程却远非社会期待之圆满。在国民党方面，重庆谈判实际是其凸显居于执政之中央政府地位而对中共曲以优容，但在关乎其实际利益的地盘和军队问题上，不会作出实质性让步。国民党在谈判中的基本策略为“军事拿紧，政治放松”，同时“准备破裂”。②蒋介石决定的谈判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即（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政府改组问题，（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具体方案则是，中共军队*多只能编12个师，承认解放区政权绝对不可行，只能对中共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并延引中共人士参与省级行政。③这实际是以对中共之军事收编并要求其放弃所占地盘，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参与的交换，与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权、委任数省主席或副主席、改编军队为16个军48个师的谈判方案相距甚远。④这就注定国共谈判无法取得根本突破，国民党“终求大功之告成，悬案之终了”的设想也无法实现。青年党领导人李璜曾经颇为生动到位地形容战后日本投降而缓和，反有因两党争斗而致内战重起之现实危险。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占领区的存在，实在是国民党多年焦虑、亟谋解决之中心问题。如潘公展所言，蒋介石“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像”。①抗战胜利后，中共公开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并有对日伪接收之军事行动，令国民党大为恼怒。8月20日，参加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的中执委均对中共表示不满，纽永建、赖琏更主张，对付共产党只有武力，无协商余地；应对共产党的“捣乱行为”以军事力量制裁之。②中执会经研议后认为，中共“企图先发制人，以割据地盘扩张实力，进而自建中央政权，与国民政府对抗”；提出“中央对共党态度应及时改变，在此期间，应以争取主动为*有利，应予打击者打击之，不可再事迁就与过于顾忌。”④但抗战胜利后之受降、

作者简介

汪朝光，1958年生，江苏南京人，1982年2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84年12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十卷等及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