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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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王维的画到高尔基的小说中所出现的上述事例进行探索的结果，我们认为：为文艺创作所不可缺少的细节描写当然并不等于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本身，某些作品正是由于虽然有比较生动的细节，却没有能提高到典型化而失败了的；但没有细节，就无法使环境和性格具备典型性，那也很清楚。因此，作家们有责任选择*足以帮助其作品达到典型化程度的细节来加以描写，而排斥那些可能妨害典型化，无助于构成典型环境及典型性格的细节，即使它们孤立起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从大量的文艺史实看来，细节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有的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忠实的、虔诚的模仿，像歌德所说的那样。在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中，这种细节是常见的。其次，也有的来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它们是类似的、大同小异的、彼此之间没有矛盾的，经过作家的酝酿、消化，重新处理以后，就变成了完整而统一的，服从于情节和主题，有助于形象塑造的细节。这两种情况，是大量普遍的。然而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作家为了使其所要描写的典型环境、性格更为鲜明突出，以便获得更大的艺术效果，他选择了一些违反自然规律或社会生活原有次序的细节来加以描写，这些细节本身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性，反之，甚至富有特殊性，但是，对于完成那一位作家所规定的主题，并使其作品上升到典型化的高度来说，却又是必需的。于是，就有了王维的《袁安卧雪图》中雪里芭蕉等等情况的出现。所以细节一般应当是真实的，但它也是可以虚构的。在真实的细节无助于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更高级、更集中、更富于典型性的情况下，作家们保留虚构某些“反常”的，或者“错误”的细节的权利，以便保证它在整体上达到这个目的。这也正是在上举事例中，王维等的创作实践所告诉我们的。正由于此，歌德既要求细节的真实，又肯定鲁本斯大胆地处理画中的光线问题，就并非出尔反尔；同时，还可以知道，恩格斯要求细节的真实性，也正是以其有助于典型化为前提的。这些显得有些特殊的事例，仔细研究起来，既共有其理论的依据，又各有其具体的需要，因而我们对之进行评价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到文艺的特点，从而探求作者的用心。既不可以像王琦论李贺的《塞下曲》那样率意地称之为“小疵”，也无需像朱翌、景梅九等人那样为王维和曹雪芹进行学究式的辩护，这是一面.另外一面，也不能由于有了这样一些事例，就可以认为：艺术的真实可以完全背离自然的及历史、社会的真实，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爱怎么画就怎么画了。还得承认，这些事例是存在的，然而毕竟是特殊的。这样一些细节的出现，只有当其非如此就不能更好地使作品在整体上获得更高的真实性、典型性时，才是有意义的和不可缺少的；作家们也只有当其感到非得突破一般的描写方法就无法获致自己所要达到的效果时，才会认为这种特殊方法是必要的。这对于现实主义作品说来是如此，对于浪漫主义作品说来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浪漫主义，就其总趋向来说，虽然有很大的夸张和虚构成分，然而它从不拒绝将真实的细节也包括在其拥有的艺术手段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