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心态

成为它的和谐的一分子，而是通过批判、讽刺、诅咒以及放浪形骸，来与这个世界相对抗。所以我能认同么著的这个辩证分析：“双重身份，使他们产生了既互相冲突，又互相渗透的思想、性格的‘二重性’，包括对于传统观念的信守和一定程度的突破。这种‘双重身份’又使他们常有观察生活的两种视角——书生的和市民的视角。浓重的自卑，强烈的自尊，这是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治国安邦’的庄严的社会责任感之后的文人容易产生的心理状态的两极。”这种灵魂深处的精彩开掘实见功力。因此，读《元代文人心态》后，我把它看成是特定历史时期内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么著的清晰而有序的描述还使我们感到它不是抽象的哲学性心态表述，它的鲜明特点是：它展示的是一个个立体的灵魂世界。于是一个逼真的心灵轨迹和感情流程构筑的有元一代文人的灵魂世界以其整体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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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书仪女士的《元代文人心态》是研究元代知识分子的开拓性著作。作者不囿于文史学界的观点，对元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创造性的综合性研究。作者从全新的视角分析元代的政治环境及对智能的需求人手，阐述了知识分子是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一个知识层、思考层，是一个智慧的阶层，有很大的智慧潜在力。作者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论证士之所以为士，是因为士在整体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着主角。由于这种情况，统治集团不仅需要与文人对话，而且需要求救于士的帮助，于是就出现了礼贤下士的场面，士也会一跃而成为统治行列中的成员。这时，士由认识而走向实践，由后台走向前台。士的认识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而在社会诸条件中，重要的恰恰是政治环境。然而一旦和政治联姻，绝大多数的文人就会这样或那样成为悲剧命运的承担者。因为吹花开的是“人主”，吹花落的权力也依然掌握在“人主”手里。从《元代文人心态》所描述的众多人物的行迹中，你几乎都可以挖掘出隐蔽在心灵深处的悲剧性潜流。即使为著者着墨不多的几位文人也都有值得深思的社会文化心理内涵。
　　当然这一切又绝非偶然。一方面，我国的知识分子皆有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甚至从一定意义上看，一部知识分子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史；另一方面，如果从中国文人心态的深层结构来观照，文人多偏爱悲剧，或日偏爱悲剧是文人的一大“审美特征”。借用尼采的一句话，悲剧乃是人生的高艺术。不妨这样说，文人在肯定生命，连同从包含在生命中的痛苦与毁灭中生出的悲剧性，也作为一种“审美快感”给予认同。有人甚至说，爱好悲剧，几乎是古代文人的天性。但是，对于元代文人来说，悲剧，只是对民族，对社稷，对历史，对处于社会关键时刻的那些“主人公”命运而言。因此，我们真切地看到么著不只限于描述，同时还考察和把握了他们的价值。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价值标准，在实际运用中，却又表现为千差万别。我深切体会到，如果把思想史、哲学史中判断是非的方法简单拿来用于心态史，是难于说清问题的，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么著的明智令人激赏。作者的睿智使她了解到：只有永恒的问题，没有永恒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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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著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特色，这就是她在全书中始终用心灵的语言去研究元代文人的心态。她像一位当今小说家所说的那样，是以将心比心的方式，以自己的心去捉摸几百年前文人的心。这是因为对他人的理解来自对自己的理解，心理的洞察来自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