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导言魏源（1794—1857），字默深。原名远达，字良图。晚年自号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县金潭乡（今隆回县司门前镇）人。魏源7岁始入家塾读书，管理家塾的是二伯父魏辅邦（号坦斋）。他曾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由于好古文、极嗜学而深得山长罗典的器重。魏辅邦为子侄延聘的教师中，使魏源受到良好教育的恩师有欧阳炯明、刘之纲、刘若二等，他们或是饱学先生，或是善于作文的老学究，或是善诗词、能书画的老秀才。魏源在几位启蒙老师和二伯父的教导下，学识大为长进，15岁那年便顺利通过了“童试”中的县、府、院三级考试，且因品学兼优而得到湖南学政李宗瀚的器重，“补县学弟子员”。为了进学深造，做好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前的准备，魏源于头一年初夏来到省府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受到山长袁名曜的教诲和书院重实学、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且对宋朝的程朱理学和明朝的王阳明理学有了进一步的比较和了解。读书之暇他游览岳麓山，留下了《晚步寻爱晚亭至岳麓寺》、《夜登岳麓介景台》、《宿岳麓寺》及《答友人书院读书之约》等诗歌，开始表现出他的山水诗借山言情、借山言理的独特风格和清超淡远的诗风。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湖南学政汤金钊曾到书院视察，对书院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方法十分满意，对学员中才具独特的魏源尤为喜爱。嘉庆十八年（癸酉）秋的拔贡考试结束后，汤金钊与湖南巡抚广原在参考的众学员中选得优秀学员89人为拔贡生，与魏源同榜拔贡的好友有桂东人李克钿、桂阳人何庆元和郴州陈起诗等。嘉庆十九年春，魏源随父亲邦鲁（字春煦）从家乡启程，赴京求学。魏源到达北京后，**件事便是寻师访友。按照古人多重乡土观念、年轻人到异乡去一般先要拜访同乡前辈的惯例，魏源首先拜访的应是当时在北京做官的湖南人陶澍、周系英以及录取他为拔贡的座师汤金钊和前湖南学政、现任左副都御史的李宗瀚等。通过陶澍、周系英和汤金钊、李宗瀚等人的引荐，魏源在北京得以“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塽，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古文辞则与董小槎太史桂敷、龚定庵礼部自珍诸公磋焉”，在各位名师的指导下，其学问大为精进。魏源在京期间，学习非常刻苦，“破屋昏灯，敝冠垢履，数月不易衣，屡旬不剃发，以搜索古籍”（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十五）。为了钻研和整理《大学》古本，他曾埋头五十多日，没有来得及去看望老师汤金钊。汤先生怀疑他生病了，就到魏源的住处去看他，只见魏源“垢面出迎，鬓发如蓬”，竟吓了汤金钊一跳。他的苦学精神正如其《京师接家书》诗中所云：“长安车马地，花落不知春。”魏源这次在京三年，交友甚广，但与他一见如故，*为意气相契且成为终生挚友的是陈沆。陈沆喜欢读宋朝理学家的著作，与董桂敷、姚学塽关系较近，他倾心与魏源交友，互相切磋诗文和理学。他每次编成的诗稿都要魏源评论，魏源的诗稿有时也请陈沆评阅。魏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冬离京回湖南时，陈沆作长歌送别，并在诗歌中盛赞魏源“三年长安住，艰苦厚自持”的刻苦精神。魏源返乡后，于嘉庆二十二年春订婚，次年春完婚，女方严氏是邵阳东门外的大家闺秀，原任扬州府通判严安儒的孙女，候选布政司经历严翊羲的女儿。魏源有《村居杂兴》诗，记述新婚前的喜悦：“邻媪来贺瑞，喜溢东墙隅。阿母笑留客，倒酌颜回朱。篱前对菊英，何异醉茱萸。明春娶儿妇，更酿百瓮酥。”嘉庆二十四年春，魏源为准备参加这年己卯科乡试，第二次进京。秋闱之前，魏源一面与来京师恩科会试留下来的龚自珍一同从礼部刘逢禄受《公羊春秋》，一面参加师友之间的一些诗社酒会，且以后学晚辈身份与多位造诣高深的汉学家聚会，这说明他已开始跻身汉学家的行列。这年秋天的顺天乡试，魏源仅考中副贡生，这是他在科举路上的首次受挫，也是**次感受到科举考试的流弊及其艰难。嘉庆二十五年春，魏源从邵阳出发，携母亲、妻子等赴江苏父亲住所张渚巡检司，并从此全家定居江苏，除道光十九年（1839）因扫墓及商议重修族谱事回过一次老家外，再未回去过。为准备参加改元后的增开恩科乡试，魏源于道光元年（1821）春第三次进北京。八月参加恩科顺天乡试，又中副贡生。同考官认为他的试卷“卓荦奇肆”，极为推赏，但因为用了“尺布之谣”的典故，终被“抑置副榜”。这进一步加深了魏源对科举考试的理性认识。所幸道光二年魏源第三次参加顺天乡试，竟高中举人第二名，俗称“南元”。为了著述和准备参加道光三年的会试，魏源这次在京曾两次授馆。先是与陈起诗一起到同乡京官赵慎畛家授馆，并与汤鹏、姚莹、张际亮、宗稷辰等“类皆风骨崚”的僚友“以道义文章相砥砺”，经常在一起研究时务、关心国家大事。后是应直隶提督杨芳来信邀请，与邓传密一起同往杨芳驻地古北口，到那儿授馆教杨芳的儿子杨承注读书，直至道光三年初冬。这两年，魏源在读书治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是完成了他的**部成名经学著作《诗古微》二卷本，并在研究《诗经》的同时，兼治《公羊春秋》和《尚书》等。他的另一部成名之作，即后来收编为《古微堂内集》的《默觚》上下篇，也是从他这个时期治《诗》开始的。其上篇《学篇》主要论述学习的重要性和主要目的，涉及许多哲学问题，闪烁着辩证法和他“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光辉。在下篇《治篇》中则谈到了有关政治的许多问题，如“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等有关发展经济、改革弊政和重视人才的思想，可见他对清朝社会以及政治经济中的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从理学家进转到汉学家，从汉学家又开始成为经世学家，思想上已日臻成熟。道光五年，32岁的魏源来到两江总督署的所在地南京。当时的两江总督是琦善，江苏巡抚是陶澍，江苏布政使是贺长龄。陶澍和贺长龄都是善于处理地方事务且勇于改革弊政的官员，也是魏源很敬重的湖湘前辈。贺长龄早年在岳麓书院求学时，就已奠定关心社会、主张经世致用、革除时弊的思想基础。进入官场之后，更利用权势，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很想选编一部有关经世致用的书，以扭转当时“学者群趋于考据之一途”的“浮藻饾饤”学风。贺长龄很了解魏源，于是聘请魏源入幕，一方面参与筹划正在议行的漕粮海运事宜，一方面委托他仿照陆燿《切问斋文钞》体例，编辑一部本朝人有关经世的文选。这项选文编辑工作，正是魏源想做也能够胜任的事。魏源一方面不满意当时官方科举的“楷书帖括”和官僚的“胥吏例案”，一方面反对当时学术界的琐碎考据，认为这也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其目的就是要“通经致用”，即以经学解决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他就是本着这一思想为贺长龄选编《皇朝经世文编》的。他广泛阅读，精心遴选，耗时一年多，从清初至道光五年的各家奏议、文集、方志等文献中，选录了“存乎实用”的文章共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8个门类。每门再分若干子目，如“户政”门分为理财、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钱币、榷酤等11个子目，几乎对封建国家经济领域的所有问题都选录了论文，其中税收、农业政策、漕运、盐法、币制、备荒等方面的文章，是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经济状况的宝贵材料。全书共65个子目，文章作者702人。《皇朝经世文编》于道光六年（1826）仲冬编成，刊行后“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俞樾《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不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朝多次翻印，版本达20余种，而且仿其体例的踵作之风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在选编者的家乡湖南，“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可见《文编》的刊行促进了湖南经世学风的发展。当时流传的一首诗中写道：“欲把人间万病除，《皇朝经世》一编书。”后来成为同光中兴重臣的左宗棠更将此书视作“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的**著作，督促女婿要多读这样的有用之书。此书的编纂成功，不仅标志着魏源经世思想的形成和确立，而且是他经世的一项重大贡献。在这两年繁忙的编书过程中，魏源还为陶澍、贺长龄的江苏漕粮试行海运出谋献策。这次海运由包世臣*初倡议，朝中有户部尚书英和鼎力支持，魏源则连作《筹漕篇上》和《复魏制府询海运书》二文，极言漕粮海运之必要性与可行性，*终促成了道光六年春的首次海运成功。事后，魏源还参与刊刻《江苏海运全案》，并代贺长龄作《海运全案序》，代陈銮作《海运全案跋》，代李景峄作《道光丙戌海运记》，对这次海运改革做了系统的总结，且进一步提出了永行海运的长远规划。尽管编书和协助筹划海运事忙，魏源还是抽空参加了道光六年春的北京会试，结果与好友龚自珍双双落榜。这次会试，刘逢禄任分校，见邻房浙江、湖南二卷“经策奥博”，便说“此必仁和龚君自珍、邵阳魏君源也”，于是极力推荐，可惜这两份试卷*终还是都没有被录取。刘逢禄对此极为伤感，愤而作《题浙江湖南二遗卷》诗，痛惜真才未被选拔。诗中赞魏源是“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精选理跞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此诗在京城传开，“龚魏”齐名，声誉渐高，使二人由清代复兴公羊学的后进而成长为今文经学的中坚。道光七年（1827），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魏源正式进入陶澍的江苏巡抚幕府，后又入幕陶澍两江总督府，参与并辅助陶澍进行盐政改革，且在淮北试行“票盐法”。在试行票盐改革时，商贩顾虑较多，陶澍便先委员领运。官为倡导，幕僚魏源积极响应。开头两年因经营不善，有些亏损。后来与人合办才扭亏为盈，且获利甚丰，以致能在道光十五年买下扬州“絜园”，并名其堂曰“古微”，从此有了一个读书养亲、专心著述的幽雅住处。也就是这一年的春天，魏源进京第五次参加会试，不幸又是名落孙山。年近42岁的魏源，科场折腾已30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受挫，使他心灰意冷的同时，更对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深恶痛绝，于是写下《下第过旧阿县题壁》诗，表明了自己绝意科场的羞愤之情。道光十九年六月陶澍逝世后，魏源成了继任者陈銮总督府的佐政幕宾。但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不仅打乱了魏源的佐政和著述生活，也打断了他对内政改革的注意力，将目光转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侵略斗争的伟大事业。当年八月，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伊里布视师宁波，正值侵华英军军官安突德在侵扰浙江时被俘获。魏源应旧友黄冕之邀至军中，亲自审讯安突德，然后根据供词并“旁采他闻”于1841年写成《英吉利小记》。这是中国**篇系统介绍英国情况的文章，后被收入《海国图志》一书中。外强中干的天朝大国，抵挡不住岛夷小国的坚船利炮，军事上节节失利，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道光二十一年初，魏源被专办浙江攻剿事宜的钦差大臣裕谦延至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在定海战役中，魏源“坚壁清海”的防守建议未被采纳，定海失守，镇海亦为英军攻陷，裕谦投水自尽。魏源辞归扬州，作《自定海归扬州舟中》诗。六月赴镇江，与遣戍伊犁的林则徐会晤。林则徐赠《四洲志》译稿，嘱撰《海国图志》。魏源肩负友人重托，回扬州后便开始以文字为武器，为战胜敌国、救亡图存而寻找另一条道路。这位“积感之民”，忧愤交加，不能自已，经一年多的努力，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完成了《圣武记》十四卷，十二月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他在《圣武记叙》中讲自己著述此书的心情说：“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特别写明了此书完成于中英《江宁条约》签订之日这个不能忘记的时刻，以表明这本书与鸦片战争的关系。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外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但清朝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许多问题和临战时的腐败局面，更是失败的重要根源。因此，要使中国不受外国欺凌而日臻富强，首先必须振奋人心，改革弊端。他在《圣武记叙》中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可见在魏源看来，清朝的国力贫弱，财政枯竭，并不是由于国家的物质财富不足，而是由于官吏腐败无能，是财政经济政策的不良。因此他认为，当前国家的问题很多，但*重要的是人才不足、纲纪废弛。只有人才进，军政修，人心肃，国威遒，令行禁止，才能四方宾服，国家强盛，“是之谓战胜于庙堂”。其*终的落脚点是：当今国家能否知耻发愤、革新图强，其取舍成败都决定于朝廷，关键在“庙堂”上的帝君和官僚以及如何“法祖”。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叙言中也注明了写作年月：“道光二十有二载，岁在壬寅嘉平月，内阁中书邵阳魏源叙于扬州。时夷艘出江甫逾三月也。”可见此书也是为纪念鸦片战争蒙受耻辱，意欲发愤图强而作的。同时他明确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即写作此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制夷”，为了反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卷首的《筹海篇》，分议守、议战、议款三个部分，更是全书的纲领，充满着近代爱国主义的激情与时代精神，是魏源经历鸦片战争之后为国人反侵略战争所作的战略反思。魏源在鸦片战争后的沉潜思考及其在这两部著作中“法祖”、“师夷”的思想主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仅为近代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作好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开了思想的先河。在鸦片战争期间，魏源还根据自己参赞军务掌握的鸦片战争内幕，撰著了一部全面记述鸦片战争的历史专著。这就是战后人们辗转传抄、秘密传播的《夷艘寇海记》。因它真实记录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语言犀利，其中有明为责贤（林则徐），而实际是指斥道光帝旻宁的“犯上”文字，故作者“恐遭时讳”受祸，有意不署名，亦未刊刻，直至光绪四年（1878），该书才由上海申报馆以《道光洋艘征抚记》之篇名补入《圣武记》一书。与此同时，魏源的政治诗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也日臻成熟。他愤国家之战败，感民气之消沉，而将满腔愤恨凝聚在诗歌中“悲吟而啸”。他在鸦片战争前后写下的《金陵怀古》、《寰海》、《秋兴》、《金焦行》等组诗，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场战争的历史，揭露了统治者的昏庸误国，抒发了自己对国事的忧愤，同时也讴歌了林则徐与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士心齐”的抗英斗争。“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他的这几组诗，可说是一部能与其《夷艘寇海记》相媲美且相互印证的鸦片战争“稗史”。魏源自道光十五年（1835）绝意科场以来，已九年（三届）没有参加会试了。但“自海警以来，江淮大扰，源之生计亦万分告匮”（魏源《致邓显鹤书》）。迫于无奈，他不得不接受朋友的规劝，50岁高龄再次忍辱走向科举闱场，以谋取一官半职之薪俸赡养家口。道光二十四年二月，魏源在北京参加会试，中第十九名，不料却因试卷草稿字迹模糊，而被罚停殿试一年，第二年补行殿试，才中乙巳恩科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道光二十五年秋，魏源奉命暂时署理东台县知县。东台是江苏扬州府东的一个小县，地方比较贫瘠。由于农业歉收，这些年地方官征收钱漕税赋日益困难，前任县令葛起元就是因为征收漕粮而激起民众反抗，差点酿成大案，上级官府才急忙委派魏源去代替他。魏源到任以后，拜访了当地年高望重的士绅，惩办了一些奸猾恶棍，士民都很悦服。但是，东台县的钱漕很难足额，加上前任县令的欠款，魏源只好自己垫赔了四千多两银子，使本已“万分告匮”的家境更陷入了“指日悬磬”的困境。正当魏源“初学制锦”治理东台县时，不幸母亲陈氏于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去世，魏源不得不丁忧守制，离开东台县署。丁忧期间不能为官，迫于生计，魏源又重新走上幕宾之路，进入刚继任江苏巡抚的陆建瀛幕府。直至道光二十九年初夏，魏源才奉命权知扬州府兴化县事。可是到任便遇到了一个历年来困扰该县农民的农田受涝问题。兴化一带地势低洼，每年夏季大风雨来临，河官担心因河道冲决而获罪，便不顾下河七州县人民死活，动辄下令启坝放水，致使兴化等县禾稼淹没受灾。上年便是因为启坝早，弄得淮扬地区大饥，全靠四川、广东的商米接济。魏源到任时，已过大暑季节，稻穗已成熟下垂，但因霪雨连旬，河官杨以增又催着开闸放水，事情非常紧急，以致“署县魏源先赴邮南探水势，然后到任接印”（《兴化县志》卷一），并随即组织军民昼夜筑护，以与河员相持，阻止启坝。“力争不能得，则亲击鼓制府。”在两江总督陆建瀛的支持下，才“启坝迟逾半月，下河幸获半收，七州县民颂魏者谓有拯饥救溺之功”（《兴化县志》卷一）。在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魏源为了民众利益，不怕犯上，忠实践履了“便民”的主张，获得了“淮扬保障”的赞誉。道光三十年（1850），陆建瀛檄调魏源兼任淮北海州分司运判。魏源在淮北，“乃督各场官严稽扫晒，杜偷漏，访获巨枭塘私三十余万”，使淮北盐产量大增，收入超过定额，能以二十余万大引接济淮南。据《清文宗实录》，魏源因此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叙功，于这年十月论功补授高邮州知州，仍兼海州分司运判。魏源于咸丰元年（1851）初即高邮知州任。他“为政尚简恕”，以诚感人，不事苛察，做了不少利民便民的实事。无奈此时，爆发于广西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风暴已席卷南中国。至咸丰三年春，太平军势如破竹，占领南京，不久便攻下镇江，占领扬州，形成了南京、镇江、扬州三城鼎立的局面。太平军的部队已近高邮州城只40余里，高邮一带时有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清军烧杀掠抢。“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合境汹沸”，负有守土之责的魏源，立即倡办团练，亲督巡防，设立关卡，添置驿站，派遣侦探，惩办过境奸掳官兵，十多天内便把城防的诸多事务办得妥帖有序。但也有人认为魏源在严厉镇压溃逃不法官兵的同时，“获罪于统兵大员”杨以增。清政府下谕旨说：“江苏高邮州知州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魏源著即革职，以示惩儆。” 魏源被革职后，认为自己已“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仕宦”，于是侨居兴化，“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在咸丰三年至咸丰五年间，魏源来往于兴化、苏州和高邮之间，撰著完成了他的几部重要著作。一是有感于我国西北史地与元史的重要以及旧《元史》之“芜蔓疏陋”而创新体制，重编元史。二是整理扩充原笺诗著作《诗微》一卷成《诗比兴笺》四卷，为亡友陈沆增加一项“名山事业”。三是修订扩充《书古微》初稿，完成又一部通经致用的经学著作。魏源在咸丰三年（1853）完成的《元史新编》中，曾借元亡以为清之鉴，暗示他已意识到家国存亡的危机，但那时论时势尚有其循环之理的“三统”说，而到咸丰五年完成的《书古微》，对于“自变”是否有规律可循，他则全然没有交代。可见魏源越到晚年越对时势的变化感到无奈，同时对原先所认知的历史循环论有了某种程度的质疑。这正好说明，魏源*终皈依佛门，也是出于不得不听任时势自变的个人选择。魏源的晚年，情绪非常低沉。这不仅因为他在高邮任上受到革职处分，仕途失意，更主要的是对清朝社会现状的不满，已使他感到十分悲观、失望和痛苦。鸦片战争后，他本因蒿目时艰、国恨萦怀，积感而作《圣武记》与《海国图志》，想借此以振奋人心、湔洗国耻，“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使国家通过变革逐步富强起来。但想不到战争过后，一切照旧，而且内忧外患更加严重。他一生为经世致用、变革社会而耗费的心血成了泡影，这使他感到“一切有为，皆不足恃”。魏源就是在这种思想极度迷茫的情况下，开始研究佛教经典，笃信佛教的。他汇译《无量寿经》，连同所辑的《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以及《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合为《净土四经》，分别作叙，并且作一总叙，申明劝化众生成佛的无量功德。咸丰六年春夏，魏源在病中录《净土四经》及所作各叙，寄与友人周诒朴，嘱托刊刻流布。可惜魏源没能见到《净土四经》刻印成书。他于咸丰六年初秋离开高邮，来到杭州，寄住僧舍，开始避世潜修。他“生平寡言笑，鲜嗜欲”，至此更是“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此时的心境正如他在《偶拈》诗中所云：“扫地焚香坐，心与香俱灰。沉沉寥寂中，冥冥花雨来。”至咸丰七年三月一日（1857年3月26日），魏源在西湖边的小庵中孤寂离世，终年64岁。综观魏源一生，以经世为志，以恢复“古经”真相、发扬今古文微言大义为己任，主要精力用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御侮图强而终身不辍的著述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研究宗旨，那就是“惟论古今成败，国家利病，学术本末”（《清史列传》）。若论其著作的深刻社会影响，突出者则有《皇朝经世文编》重新开启了经世致用思潮，《海国图志》开启了古老的封建大国睁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从而实现了中国社会思潮近代化的转型。同时也奠定了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杰出思想家、史学家、改革家和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据统计，魏源传世的著作有以下23种：《诗古微》二卷本和二十卷本，《书古微》十二卷，《禹贡说》二卷，《古微堂四书》六卷含《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孝经集传》和《曾子发微》四种，《老子本义》，《蒙雅》，《圣武记》十四卷，《夷艘寇海记》，《海国图志》五十卷、六十卷和百卷本，《元史新编》九十五卷，《古微堂内集》二卷，《古微堂外集》八卷，《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十卷及其诗文《补录》，《净土四经》，《诗比兴笺》初稿，《诗比兴笺》刻本四卷。另有他负责或以他为主编辑的专集两种，即《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和《淮北票盐志略》。其失传的佚作尚有如下两类：一是仅存书名者，计有《高子学谱》、《春秋繁露注》、《墨子注》、《说苑注》、《六韬注》、《吴子注》、《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辽史稿》、《论学文选》等10种；二是存书名和序或叙而正文失传者，计有《董子春秋发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明代食兵二政录》、《说文儗雅》、《论语孟子类编》、《子思子章句》、《孙子集注》、《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等8种。如此，则魏源一生所著所编的作品达41种，近千万字。魏源传世的著作既如此宏富，那么列入《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魏源卷该如何选编呢？我们认为这里首先有一个入选作品的起始年代问题需要甄别和说明。因为一般讲中国近代史，都习惯于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这一政治事件开始，而从思想文化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历史进入清嘉、道年间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已激使一些思想较为清醒、敏锐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勃然兴起一股强大的经世社会思潮。他们深刻揭露和批判“衰世”可怕的种种黑暗社会现实，包括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更法”和改革，包括漕政、盐法、河工三大政以及币制、农业、科举等各个方面，倡导经世实学，开辟学术经世的新道路。这一经世思潮的倡导者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应是龚自珍、魏源和包世臣。若论学术贡献，魏源代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开一代新风，则其地位应在龚自珍、包世臣之上。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绝不能忽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这一经世社会思潮的复兴。是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所以，我们认为将嘉庆之后的道光初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开端，不仅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更符合思想家魏源的实际。魏源一生经历了清代的嘉庆朝25年、道光朝30年和咸丰朝7年，但其思想和著作*辉煌的年代是在道光朝的30年中。他从道光初年即“以经术为治术”，在撰著《诗古微》的同时，兼治《公羊春秋》和《尚书》等。他的《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发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易象微》、《诗古微》二卷本和《书古微》初稿等，都是在道光二年至道光九年刘逢禄逝世之前写成的著作。因此，我们选编魏源卷的著作，为保持相对完整，拟从道光元年（1821）开始，直至咸丰六年（1856）。本书以选录魏源的短篇著作为主，其长篇专著，则只选录其序言与重要章节。如《海国图志》百卷本，我们选取其原叙、后叙和卷一、卷二（即《筹海篇》）。魏源的短篇文集，晚清即已刊行，为《古微堂集》（含《内集》二卷、《外集》七卷），有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刻本与光绪二十三年丰城余氏宝墨斋刻本。后宣统元年（1909），长沙黄象离又增补重编为《魏默深文集》，亦名《古微堂内外集》，分《内集》二卷、《外集》八卷，由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出版。岳麓书社整理出版《魏源全集》的魏源文集，即是以此十卷本《古微堂内外集》为底本，并参校淮南书局本、宝墨斋本以及中华书局1983年《魏源集》重印本的文集部分编校而成的。底本之外的魏源单篇文章，则集中收录在全集所收《古微堂诗集》之后的《补录》中。岳麓书社《魏源全集》有2004年版二十册本和2011年版十四册本（因《湖湘文库》统一体例，此版未收录魏源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两种版本，故其《补录》分别在2004年版的第十二册与2011年版的第十四册中。本书选录以精编精校的岳麓书社《魏源全集》2011年版为底本，所收论著除专著外，短篇著作均以写作的时间为序。如《古微堂内集》的30篇文章，实际上是魏源在道光初年治《诗》、《书》等古经的同时开始产生的成名作之一——《默觚》。魏源字默深，觚是简牍。书名“默觚”，意即魏源的读书笔记。它分上下两篇，上篇《学篇》十四，下篇《治篇》十六。各篇下隶子目，分列若干条，全书共165条，显然不是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内完成的，而是魏源一边读书，一边札录并写心得笔记，积一段时间之后分类编纂而成的。据考证，它约起于道光二年（1822），止于咸丰五年（1855）。对此30篇文章，我们不宜也无法按时间分列，而只能作为专著首列。又如《老子本义》一书，其校注性的《史记老子列传》、《老子本义》上下篇，系“嘉庆二十五年奉母东下录于舟中”,其著述时间当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之前；序文则补于“道光之初”。至于其《论老子》四篇，则据其内容和有关记载，其著述时间已晚至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间。据此，我们将序文置于道光二年，《论老子》四篇则置于道光二十九年魏源赴任兴化，“率钱谷诸友以自随，守之则与默深叔侄寓旅邸”，为默深钞《老子本义》暨《墨子章句》这一*后完成的时间；而校注性的《史记老子列传》和《老子本义》上下篇则不宜收入本书。至于魏源著作时间的考证，前辈李柏荣、姚薇元、樊克政、李瑚诸位先生均已作了很多贡献，尤以李瑚先生的《魏源诗文系年》考证精详，创获良多。此次编录除参考上述前辈的学术成果外，还综合参考了有关魏源生平及其师友的诸多著作，以求尽量落实所录各篇的著述。本书的篇目选定和各篇著述时间考订以及导言与《魏源年谱简编》的撰写，均由《魏源全集》主编者夏剑钦负责；文字打印与编校工作则由湖南商学院图书馆夏冰女士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夏光弘共同完成。书中不当之处，尚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