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哲学概论

体制出逃者的福祸相倚
当任正非从一家国有的部门经理岗位上离职时，他与几位朋友凑齐了约2万元人民币创办了华为公司。其时为1987年，其地乃是深圳。这是一个了解华为的人所深知的故事。然而，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华为2万元原始资金的创业之艰，却几乎忽视了任正非创业的时空背景——改革开放年代，一个体制化格局正在逐渐被破开的时期。这是一个崭新的年代，充满了变化、不安和机遇，所以当我们将华为或任正非放在这一历史维度上去观察时，却让我们对它有了另一番思考。
正如吉姆·科林斯在他的名著《基业长青》中所观察到的：“伟大的公司并不靠伟大的构想起家。”实际上，华为的创立，主要出于任正非本人的谋生需要。任正非本人就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多篇文章中坦承，自己是在人生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被迫创建了华为。
上世纪80年代，任正非由于中国整建制的大裁军，以转业干部的身份来到深圳一家国有企业——南油集团就业，尽管是从军队来到了民间，但实际上仍在巨大的体制中生存，得到体制的保障。虽然当初选择深圳，是因为这里代表了一种体制开放，让正值壮年的任正非怀抱梦想有所作为，但脾气火暴的他在新环境下仍是进展不顺，在一次交易中有200万货款他没有收回来。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此他打起了官司，但官司结束之后，他也难在南油集团待下去了。
体制是封闭的，要从南油离开去其他地方，并没有今天跳槽那么容易。当时的任正非养家糊口的责任很重，不但有自己和妻儿这个小家，父母也和他住在一起。为了养家，任正非只有选择了辞职“下海”创业，也自此正式告别了体制。“下海”是个很生动的词，下到沉浮的商海之中，意味着离开了岸上，要自己解决生存问题，要么在岸上已经把船造好，要么泳技高超，否则就是生死难料。这是一个巨大的身份转换，体制提供的一系列的福利待遇将随之消失，不仅如此，连养老金、公费医疗、工商保险等之前由原单位解决的社会保障也没有了。当时的人们出门办事，没有单位盖章证明，许多事情都干不成。
任正非被逼到一个“不游泳就淹死”的大海之中。这是一个民营经济开始兴起的年代，虽然生机显露，但依然是困难重重。民营企业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在很多人心目中，民营企业主是不讲道义的。上世纪80年代，在任正非的原籍浙江甚至还发生过“柳市镇八王事件”，温州8名私营企业主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送入监狱。直到1987年，中国颁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次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提出了“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并“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才对民营企业有了清晰的界定和合法化。
祸兮福之所倚，风险有多大，机遇也可能有多大。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第二次全国特区工作会议，确立了深圳建立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因此1987年创业的任正非也顺应时势，把华为定位为贸易型公司。创业之初，企业生存下去是首要目标，当时的任正非对华为并没有多么高远的抱负。华为前副总裁刘平在其《华为往事》中就回忆说，创立之初的华为虽名为技术公司，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什么赚钱做什么，还卖过减肥药”，真是与“技术”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