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礼拜五会”，当年我们大概是如此称呼，也可能称呼“星期五会”，或许根本什么称呼都未曾有过，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虽偶尔也会怀念当时种种，究竟三十年以前的往事，于诸多人事变迁之后，有许多记忆是非常淡薄模糊了，可又有一些事情颇令人不舍得忘怀。　　那时候，我与郭豫伦结婚不久，住在台北罗斯福路位于台大及师大中问的一条弄堂里。我们分别自那两所大学毕业，我留任母校执教，他虽是艺术系出身，却因现实生活需要而在一家私人商行工作，工作之余仍未放弃作画。我们的朋友也多数是那两所大学（当时的师范学院仍未改制为大学）出身、或仍在学的身份。友辈间我们较早成家，又无长辈同居，儿女尚未诞生，所以生活*为自由无拘束，周末，甚至平时夜晚，我们的家遂成为朋友们乐于过访的地方。　　三十年前的台湾，大异于今日，即如台北市，都还是相当落伍朴实的。我们居处的巷子底，疏疏落落地仍存留着十余户砖造矮屋，房屋周边有猪圈鸡笼，人与家畜和平共处着。　　稍远处有一片草地，三几堆附近住户的祖坟在那草丛掩翳间，也似乎是极自然调和的景象。夏季里，常见放暑假的学童在那里牧牛。牛悠然地嚼食着青青的草，厌倦了这一方，便移步至另一方。牧童往往只穿着一条短内裤，光着黝黑的上半身，在艳阳下嬉戏。再远处，便是现今三军总医院的旧舍，当时或许尚未建造，或可能正在兴工，也已不甚记得了。　　记忆中，那时一般人的生活都相当朴素。电视机尚未出现，可供娱乐的场所也不多，尤其像我们那一伙刚刚踏出大学之门的年轻人，看一场电影算是大事情，聊天抬杠子倒是常有的乐事。　　开始的时候，仿佛是不定期的，三三两两有人来我们的家聊天，一星期当中也没有选定什么特别的日子。朋友们随时高兴就来按我家的电铃，只要豫伦或我任何一人在家，便可以宾至如归地乘兴谈天说地。由于豫伦学画，我攻文学，我们的朋友也多半是所谓文艺圈的青年，不过，当时绝没有刻意成社结党的念头。　　那样的结合交游，大概只是学校生活的延续，乃是自自然然的事情。我们的朋友都尚未成家，有人已经找到了固定的对象，难免形影不离出双人对，但大多数还是形单影孤独来独往的。我们的客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家可以高谈阔论、抬杠子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却又无碍友谊的场所。　　所谈内容都是些什么呢？已不甚记得了；只记得绝少闲话他人是非，也不太谈及政治现实诸问题。至于何以如此？于今追想，可能是受到当时整个大环境影响所致。当时的台湾社会，不仅物质方面较为匮乏，人际关系亦相当单纯；同时不可讳言的，政治思想方面的管制既严格，又缺乏充足的媒体报导及开放的言论自由，一般民众，甚至知识分子，都无法论及现实社会或政治制度等问题。相关知识的取得管道几被完全堵塞，又恐怕惹是生非遭罹困扰，因此大家对于某些话题不免显得冷漠些。冷漠？难免是有一些，但年轻人对文艺知识的追求却是十分热切的。当时大家的见解未必成熟，有些理论性的探讨，现在回想起来，也多少是浮夸武断的；然而，各执一端的激烈争辩，却纯出乎对于知识的真挚关怀。　　当初，朋友们或单独地，或三三两两地来访，彼此间并不一定认识，但在我家客厅相遇相谈后，自然便也相识熟稔起来。逐渐的，不记得何时起始，也忘了何人发起的提议，认为何不将那一类有趣且有意义的交谈定期举办，使同侪能有机会聚集一堂，也使得内容更形丰富，气氛愈呈热烈。分头征求意见的结果，遂选定隔周的星期五晚餐之后，有空闲者便来我们那一幢坐落于罗斯福路三段一七八巷二十一弄三号的小房子聚叙。没有任何规则，也全然不讲究形式，那样的聚叙，纯出于大家共同的兴趣与需要罢了。其所以择定周五晚间，大概是顾及多数朋友的方便吧。至于两星期会见一次，恐怕是担心太紧密的期限会形成心理上的压力而适得反效果；朋友们是否另外也考虑主人方面的方便等问题，便不得而知。其实，年轻的大家多数不甚世故多虑，而豫伦与我又都十分好客。两个人的小家庭是无拘无束的天地，我们只需当晚早些用餐，将家中所有的椅子、凳子和坐垫都搬到客厅里，再准备一大壶茶水及瓜子、花生米一类的零食供谈助就行了。　　来参加礼拜五清谈聚会的朋友究竟有多少人呢？仿佛每次总不免有人因事未克参与，也往往有人会临时带几位新朋友来。如今再怎么聚精会神也记不全所有的人名了；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尚能清晰记忆的有：尚文彬、孙家勤、白景瑞、刘国松、白玲、杨承祖。杨树森、王贵苓、王保珍、柯维昌、翁宗策、钱家骅等十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