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谍

**章
珍妮的故事
1954年10月，朝鲜战争结束，美国尚未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这一年春天，我从康涅狄州大学毕业。毕业这年，来我们学校招聘人才的代表中有一位中情局的人。关于中情局到底是做什么的，他含糊其辞，但却暗示如果去他们单位工作的话，会有很多机会出去旅游，而这恰巧正是我所想要的——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当时我心里只想到了女性平等就业权，对自己能否拥有一个辉煌前程并没有一个全局观。我的首要目标就是能谋得一份工作，然后能在国外生活，*好是欧洲。
中情局的代表告诉我说，他们局里雇用女员工主要是做些文案工作，他督促我应该多学些文秘技能。因此，毕业之后，我又去了商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打字和速记，同时等待着中情局告知我录用与否的通知。
收到录用通知之后，我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我先被分配进一个混合打字小组，按照要求，我们这群新近录用的女员工把一些朝鲜科学家的名字输入在3×5的卡片上——这些人的名字曾经登载在专业期刊上。我们可能把很多人的名字都输错了，但似乎没人在意。我们就这么原地踏步地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接到通知去参加测谎器测试，只有我们顺利通过这个测试，才算真正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和我的面试官进行了一轮哲学辩论之后，我顺利过关。我们争辩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是中国的救星，以及是否可以把共产党人界定为土地改革者。我的回答肯定属于中规中矩的正统理论，因为我在大学学过远东历史，因此对这个话题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面试官。
在分配任务的过程中，他们问我对于去海外工作是否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想去哪里。欧洲自然是我的**选择，但是人力资源处却成功说服我接受了随便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工作的可能性。不久，我接到了我的分配通知：近东和非洲分部。
我在此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之后，人力资源处给我提供了在法属西非分部前哨任行政助理的一个工作岗位。我不知道工作地点具体在哪里，人力资源处也不知道，我们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其所在地。然后，在纠结了一两天之后，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在当时，一个女人的教育背景和语言成就其实几乎是一文不值。我在大学兼修的是德语，经过六年的学习，我对德语烂熟于心。同时，我也学了两年法语，但我对法语的掌握还不是很牢固。然而，当时对一个女职员工作能力的唯一评价标准就是打字，而我的打字能力自然也不差。
幸运的是，我的这份任命遇到了些牵扯，因此在出发去海外之前，我又在华盛顿待了近一年。当时我和朋友们都没多少钱，但是我们却想方设法一起凑钱外出旅游和游玩。这个时期，中情局的办公地还在城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时营房里，就在宪法大道和独立大道中间的倒影池边，所以我们所处的位置可算是得天独厚了。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我每天坐公交车去上班，有时在宪法大道等待回家的巴士时，会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后面的高尔夫球场练球。而我*美好的记忆就是冬天带着滑冰鞋去上班，然后到了午餐休息时间，我就可以在倒影池滑冰了。
接下来在非洲西部度过的两年也是相当惬意。我们工作站的主管约翰爱德华是个相当优秀的领导，是位哈佛毕业的古典绅士，也是参加过**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法国和讲法语的非洲各国，所以，他的法语讲得特别地道。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我的法语也逐渐变得流畅起来了。他是一个很宽容的领导，允许我在西部非洲到处去旅游。我所做过的*漫长、*冒险的一次旅行就是坐火车到刚果马里的巴马科，然后，又坐船到尼日尔河的北端，在一些迷人的地方如加纳的莫普提、杰内和廷巴克稍做停留。
西部非洲的旅行也让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平生**次，我因为自己是个白人而处于一种孤立中。这种感觉从一下飞机就困扰着我，后来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这个现实。
不过，一旦融入进去，我就开始享受在非洲的生活了，于是又申请继续在非洲工作。这一次，我被派到了东非。东非的职位也自有其独特的好处。地处海拔7000英尺的高度，此地气候宜人，四季如春，鲜花怒放。同时，我们也不用遭受那携带着疟疾的蚊子的折磨，远离各种毒蛇以及其他热带疾病。
有时，我们会利用周末假期，沿着东非大峡谷到红海去游泳和潜水。整段旅程需要花两个小时，路很狭窄，大约有上百个小弯道，但是路边的风景美不胜收，我们经常会在路上遇见狒狒或者犬羚，而当我们到达红海边的时候，*常见的则是那宛如巨大披肩般的漫天红霞。
东非之旅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我和我的上级合不来，而整个工作站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不管怎么说，除过下班后和周末的冒险之外，我在非洲也开始了很多工作。而在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接到了非洲另外一个职位的任命，我的工作范围依旧是我已经熟悉多年的行政文案，只是这一次，我被提升为工作站的翻译组长，因为被委派来的上司居然不会法语！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职业奋斗目标，但当下这个职位似乎并不是很理想。另外，非洲分部当时的政策（当时可以堂而皇之地表达）是不再提升已经达到GS-07级别的女员工。而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升到了GS-07了，所以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开始在非洲之外寻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恰好有一个合适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有机会了解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部分，同时，这份工作的级别是GS-09，当时很少有女员工们能达到这个级别，尽管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从行动上来说，芬兰的工作远比我在非洲的工作活跃忙碌。因为芬兰毗邻苏联，因此赫尔辛基的中情局工作站的全部工作重点都放在苏联目标上——我现在也已经对这些目标开始有了些专业认知。我的日常工作包括持续更新实时数控与分析（REDCAP）笔记——即全面记录芬兰境内所有苏联官员的名单——必须随时更新。我开始熟悉各种各样的苏联人名、组织机构、职业模式、情报部门的各种动向等诸如此类的详细情况。同时，我个人也亲身参与了一个颇有争议的精彩案例，这一案子是安格尔顿时期的一个要标志（即我要在下面提到的詹姆士杰西安格尔顿，1954～1974年一直是中情局反情报处处长）。
1961年12月的一天，克格勃反情报局的一名官员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葛里森携妻女出现在中情局芬兰办公室主管弗兰克弗利伯格的门口，声称他一定要从苏联叛逃。反应机敏、决断迅速的弗利伯格即刻联系我和斯蒂芬W。
弗利伯格给我们发出行动指令：斯蒂芬立刻带着葛里森一家人的护照到美国大使馆，请大使馆配合发放美国签证。幸运的是，斯蒂芬很快就办妥了这件事，也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而我，则被要求去办公室里提取足够弗兰克和葛里森一家出行的现金。当时我的行政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我们部门的经费，因此我能打开我们存储现金的保险箱。
我迅速开车到达我们办事处，打开保险箱，取出一大沓现金，顾不得清点数额，就直接驱车赶到了机场，弗兰克指令我和斯蒂芬在此和他会合。当时正是12月，路上满是积雪，我还记得在慌乱中，我的大众甲壳虫撞上了一个水泥电车站牌。幸运的是，当时四周没有警察，没人发现我的撞车行为。
斯蒂芬带着葛里森一家的护照到达登机口，而我带来的则是帮他们购买机票和应付其他支出的现金。弗利伯格和葛里森一家随后登机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然后转机到法兰克福，再到美国。毋庸置疑，那个月我的财务报告入不敷出，但总部却一声不吭地帮我一笔勾销了这笔烂账。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会再回到葛里森事件中来。就目前来说，值得一提的只有几件事情。起初，总部的苏联联盟对葛里森做了盘问，后来，他又被转到反情报处了。而仍旧身在赫尔辛基的我们，则越来越不安，因为葛里森曾经在赫尔辛基任职一年多，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苏联克格勃在赫尔辛基的行动的很多情报，但是，对葛里森的盘问重点似乎并不在此，而盘问的人对芬兰的事情所知有限。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我们拿到了葛里森的长篇陈述，其中有些正是我们企图寻找的答案，但明显感觉还有很多漏洞。
葛里森提供的信息里有两件事情检验了我才起步的反情报分析技能，我赢了一个，输了一个。在**个案子里，有一个大使馆分部想要雇用一名年轻女士做秘书，她的身世背景是苏联流亡分子。另外，对于她要应聘的职位来说，她的能力似乎有点太高。我的建议是不能雇用她。可能也是因为嫉妒，她*终未能入选。根据葛里森的陈述，那个女子实际上是克格勃想打入大使馆的奸细。
在第二个案子里，我们得知我们美国大使馆的一名芬兰员工，曾秘密前往列宁格勒。他需要苏联签证，而葛里森在自己领事身份的掩护下，给他签发了签证，然后和我们的芬兰员工同时前往列宁格勒。根据现有情况进行推断，我们迅速召来这个员工，盘问他的这次秘密行程，*后将他解雇了。但我们现在从葛里森处知道，我们的这名员工在大使馆任职期间其实一直都很忠诚，葛里森在列宁格勒试图收买他，但是却被拒绝了。不幸的是，在我们解雇他之后，他马上变节，主动联系葛里森并向克格勃告发了他在大使馆任职期间所知道的一切信息。
我在赫尔辛基工作了四年，到了任期的后半段，我开始清楚意识到：女人职业生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了。女员工也可以申请参加职业培训课程，而有无参加职业培训课程正是通向高管阶层的重要通行证。但是，仍旧还有些条件挟制，在行动处，女员工只有两个发展路径——分析师和报告员。我们没法去参加成为行动官员的长期培训课程，我们也被禁止接受准军事化训练。男女员工数量上也根本没有对等性。在全体66名员工中，只有7名女员工。
但不管怎么说，我在职业培训课程上收获颇丰，也拓宽了自己的经验。鉴于我自己的兴趣在苏联，所以我认为培训课程中*为出彩的要算是乔治凯斯瓦尔特长达三个小时的精彩演讲，他演讲的主题主要是他在波波夫案中的作用（彼得谢苗诺维奇波波夫是个格勒乌官员，他于1953年在维也纳主动向我们靠拢，凯斯瓦尔特是他的主要接头人之一，凯斯瓦尔特俄语讲得流利，而且他的职业生涯也是一个传奇）。
成功完成职业培训课程之后，我又回到了海外，这一次主要是比荷卢（译者注：全称为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地区。从1966年夏天开始，我在这一相对轻松的环境里工作了四年，主要是担任针对苏联目标的分析师，与此同时，我也花了大量时间在欧洲游历。这次任期期满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想要回到总部待一段时间，近20年了，我一直都未曾得到在总部的工作机会，另外，我的父母日渐年长，我已经好几年都没见到他们了，我希望自己能弥补这份缺失的亲情。
我在总部的**份工作是当时的苏联联盟司传记科的主管，后来苏联联盟司很快又调整为苏联东欧司。传记科是苏联联盟司*大的一个部门，却是*不被重视的一个部门，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少和直接行动紧密相关。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我们海外的工作站及其他友盟追踪苏联及东欧高管们的通讯记录。对我们部门来说，*让人丧气的却是，一旦我们的初始研究显示某个特别的人引起注意的时候，整个追踪行动就被从我们手中转出，从此我们再也不知道后文。
在这一时期，为了继续丰富自己的知识，也为了提高我自己的专业技能，我开始学习俄语。我参加了一个高层的情报课程，这种课程的目的是让分析师能够读懂他们那个专业领域的俄语文章。一年的勤学苦练终于得到了回报，因为我已经能够翻译或者编辑格勒乌将军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及克格勃间谍安纳托利亚博格特给我们提供的文件了，还有我们代号为“永别了FAREWELL”的法国线人弗拉迪米尔维托夫提供的文件。
就这样在传记科担任主管三年之后，我迫切地想要换个工作岗位。我申请做行动处周末及晚上的值班领导，我是第二个获得这个职位的女员工。这个工作很累人，因为我们每周都得轮岗，由于我们得在世界范围内确定出来各种情报行动的先后顺序，这令我对我们局的责任范围有了一个更宽泛的理解。越战失败后的那段时期，我碰巧就在这个岗位上任职。
在行动处值班的时间只维持了短短的六个月后，我想恢复正常的白天工作。因此，当我被调动到苏联分部的反情报处的时候，我真是喜不自胜了。我的具体岗位是研究科的副主管，在约瑟夫F的领导之下。约瑟夫F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熟悉克格勃的一切知识。我的具体任务就是写一份关于格勒乌的研究报告。我足足花了18个月才完成了这项任务，而我的报告*终以《今日的格勒乌》为题刊登在1976年11月行动处的内部期刊上。
在撰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次接触到了波利亚科夫案以及他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幸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还在格勒乌内部发展了三名职位较低的间谍。尽管他们提供的情报也有点价值，但是其重要性根本不能和波利亚科夫提供的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却提供了一个“掩体”，《今日的格勒乌》的普通读者大概都倾向于相信这三个间谍是文中所提到的重要信息的来源。而事实上，波利亚科夫的情报才是这份研究报告的核心。也就是在书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次和桑迪有了工作上的接触，在涉及波利亚科夫的案子中，桑迪是中情局的专家。
现在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了，苏联东欧司开始意识到美国各个情报机构都急需各种反情报信息，但是我们所获取的信息都只限定在行动处内，也许有些也传达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反间谍处成立了两个分支：一个由芬思麦克伊领导，主要工作是散布反间谍处从苏联资源那里获得的情报；我负责另外一个分支，主要是传播来自东欧资源的情报。这个架构大约持续了一年时间，然后，芬思前往海外就职，这两个分支又合并成反间谍情报科，而我，则成为这个科室的主管，负责苏联东欧司所收集到的所有可靠情报的传播。
这份工作责任重大，但也很有成就感。我们发布出去的一些信息直达白宫。唯一令人不舒服的一点就是，我的上司凯西的到场总是让人压抑，他总试图把他那些先入为主的观点强塞进我们的分析和行动中来。
总部的两个间谍项目和我们的反间谍情报科的工作紧密相连。**项是调查苏联有无可能主使了发生在1981年的暗杀罗马教皇行动。尽管我们的调查明确指出苏联并未介入此事，而且整个暗杀行动和我们所熟悉的克格勃行动方式毫无相近之处，但却总有人试图证明苏联和这个行动的幕后主使有关，以便我们能够以此为借口来打击克格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