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公所-老上海

　　《老上海会馆公所》：　　旅沪甬商的浙宁会馆 《光绪上海县续志·卷三·会馆公所》： 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在荷花池头。嘉庆二十四年，甬商董萃记等创建。咸丰三年，寇毁。五年，因承运京粮，无议事所，号商董椿记、方振记、李慎记、赵钜康等集资重建，后厅日“正谊堂”。九年，工竣，乃定今名。光绪七年，以历年所积捐款增置基地。重建大殿、戏台、看楼，阅三载告成。司其事者为方振记、新记、镇康云。基九亩有奇。　　浙宁会馆实际上是浙江宁波的船运商人建立的同业公所。宁波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水上交通十分便捷，海船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几天就可以抵达上海港。正如《四明公所义冢碑》所讲：“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出而营什一之利”，宁波背山依海，人口稠密，可耕地明显不足，于是，一部人在家乡耕读，还有许多人外出经商、打工。当清康熙1685年开放海禁后，许多人选择了上海，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宁波的海运商人就在大东门外置地兴建了“天后行宫”，这是同业敬奉航海保佑女神——天后的场所，也是同业聚会议事的地方。据记载，他们还在天后行宫里挖了一个不小的池塘，广植荷花，于是这里也被叫做“荷花池”，今天的大东门外还有一条叫“荷花池弄”的小路，这就是当年荷花池留下的痕迹。　　在本丛书中经常提到，中国东南临海，长江口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之中点，习惯上把长江以北的海面称之“北洋”，以南称之“南洋”，上海位于长江口的南岸，属于“南洋”，也处于南、北洋的交接处。　　北洋依托的陆地是华北、华东平原，千万年来，黄河夹带的大量泥沙在注入大海时沉淀下来，使北洋形成几十里，甚至百余里的滩涂，涨潮时，滩涂被海水淹没，退潮时，滩涂又露出水面，于是，只有上海制造的沙船和山东制造的卫船，这种平底浅船才能在这里航行；而南洋依托的陆地是闽浙的山地丘陵，近海多悬崖、岛礁，水深浪急，只有闽浙制造的深水船适宜在这里航行，也就是讲，北方南运的货物，必须进上海港，改装南方深水船才能继续南下，而南方北运的货物，也必须进上海港，改装沙船、卫船才能继续北上。所以，宁波商船主要承揽上海以南的南洋航运。　　众所周知，所谓漕运就是“南粮北调”的水上航运，江南是中国稻米的主产区，为了解决北方粮食供应不足的困惑，从元朝起，中央政府对江南的征税部分实施实物税，就是对江南的征税直接征收稻米，再把稻米运往北方。明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在近海开展航运和贸易，漕运主要依靠运河运输，清承明制，漕运也走大运河。到了清朝中后期，尤其到了嘉庆以后，一方面是漕运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大运河的北段淤塞严重，通航能力下降。于是，江苏省在上海设“江苏海运局”，将部分漕运委托上海的沙船商，走近海北上，而浙江的漕运仍走大运河北运。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建立太平天国王朝，并控制了长江的部分水域，运河的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浙江漕运无法正常进行。而漕运被列为国家头等大事，地方官不能把漕米按时运到指定地方，主管人轻者罢官，重者服罪，于是咸丰五年（1855年）杭州知府王有龄（次年晋署盐运使，1858年晋浙江巡抚）就遣“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到上海，筹划仿江苏漕运的做法，将浙江漕运改为委托沙船商运。据记载，由于浙江已处于战争状态，漕米的征收已十分困难，胡雪岩就利用与上海沙船巨商郁泰峰的关系，在嘉定一带直接收购粮食，再委托上海沙船商北运，总算完成了浙江漕运任务。　　漕运是长期任务，于是在胡雪岩的提议下，将宁波船商的天后行宫改组为浙宁会馆，并将“浙江海运局”也设在那里，与浙宁会馆的隔壁，《光绪上海县续志》中记： 浙江海运局，在王家嘴角西。同治年购建。初，浙漕由沙船 协运，嗣轮船分运后，始专用宁船。每岁冬，浙江巡抚派员来沪， 于此办运。　　浙江的漕运，先由宁波船从浙江运抵上海，再改装沙船运往北方，后来，沙船被轮船招商局的火轮船替代了，于是，浙江漕运的沙船运输部分也改用火轮船运输。漕运是国家的“南粮北运”，规模十分庞大，承接浙江漕运的宁波船商也由此发迹，于是，几家发达的宁波船商又集资大兴土木，重建和扩建浙宁会馆。《申江胜景图》由上海《申报》馆刊印于1884年，绘图者是近代著名画师吴友如，所绘画者均为当时上海名胜名迹，此时，浙宁会馆刚全部建成，遂被《申江胜景图》收入，从画中可以看到，浙宁会馆建筑画栋雕梁，勾心斗角，十分华丽和壮观。到了清末，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把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有利可图，许多商家投入“南粮北运”，清末，清廷废除漕运，浙宁会馆失去了独揽浙江漕运的优势，地位逐渐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