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申续闻

序
陈子善
承吴兴文兄不弃，嘱为海豚出版社版也是内地首版的“《春申旧闻》系列”写几句话，此事非同一般。兴文兄是老友，我结识台湾文人就自兴文兄始。多年好友吩咐，不可不认真从事。为此，我把“《春申旧闻》系列”重读了一遍，仍然兴味盎然，爱不释手。
“《春申旧闻》系列”的版本较为复杂。《春申旧闻》初版于1954年11月，由台北晨光月刊社印行，封面署“定公著”.之后又有《春申旧闻续集》，1955年10月仍由晨光月刊社印行。1967年9月，《春申旧闻》和《春申旧闻续集》合成一册，改由台北世界文物供应社（后改名世界文物出版社）出版，1978年6月再版。1976年1月，世界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春申续闻》。海豚出版社此次推出“《春申旧闻》系列”,把《春申旧闻》《春申旧闻续集》和《春申续闻》三种悉数收入，是为这套著名的海上文史掌故丛书在大陆首次完整的检阅。
“定公”者，陈定山（1897-1987）是也。“《春申旧闻》系列”三种均出自陈定山之手。陈定山是杭州人，“天虚我生”陈栩蝶仙之长子，女画家陈小翠之兄。原名琪，又名蘧，字小蝶，号公曦，别署蝶野，四十岁后改名定山，晚年署定公、定山人、永和老人等。陈定山自小聪慧，十岁起学诗文、书画、昆曲、皮黄，多才多艺。后入圣约翰大学，未几因兴趣不合而退学，遂步父后尘登上文坛，成为《小说月报》《女子世界》《申报·自由谈》等报刊的作者，代表作小说《怪指环》《嫣红劫》等。又擅山水花卉，法书也自成一体，廿六岁时就自订画例，一度与吴湖帆、徐邦达等大家齐名，还撰写了《清代无画论》等画论多种。与此同时，他又协助父亲创办上海家庭工业社，任副经理长达二十余年，所生产的无敌牌牙粉等家庭日用品行销全国。抗战爆发，他出任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兼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上海沦陷后被日本宪兵逮捕，经友人营救出狱。后致力于美术活动，创办上海美术界重要活动场所--中国画苑。陈定山1948年赴台，在中兴大学、淡江文理学院等校执教之余，重操旧业，笔耕不辍，撰写美术史论、掌故文字、诗词和小说等，数量可观。因此，如果要给陈定山盖棺论定，称他现代书画家、美术史论家、文学家和实业家，应该是实至名归。
陈定山晚年著述中，“《春申旧闻》系列”无疑影响**.陈定山长期在上海生活，经历颇丰，交友颇广，见闻颇多，政界、商场、文坛、艺苑，乃至三教九流，均有所接触，文笔又甚为了得，因而，他是撰写近现代上海旧闻轶事的理想人选。他自己也对撰写“春申旧闻”乐而不疲，“旧闻”之后有“续集”,“续集”之后又有“续闻”,一部接一部。当然，陈定山写“春申旧闻”也常向同好请益，博采众长。世界书局主持人刘雅农之子刘冰就曾这样回忆道：
他（指陈定山--笔者注）虽然在上海住过很久，但终不如我父亲，是在老城厢里土生土长的老上海。每次吃早点，都要父亲讲一些上海掌故给他听，经年累月下来，不知道说了多少上海故事，闲事逸闻。他回去后居然把这些事都记下来，写了一本《春申旧闻》出版，销售甚好。后来只能继续请我父亲吃早点，又出版了《春申旧闻续集》。
“《春申旧闻》系列”以《十里洋场》开篇，描摹海上“十里洋场”自开埠至20世纪40年代的光怪陆离，形形色色。何谓“十里洋场”?陈定山给出的说法是：
上海以地理关系，蔚为全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但其初辟，所谓十里洋场者，仅以抛球场为中心点，南至洋泾浜，北至苏州河，东至黄浦滩，西至泥城桥。弹丸欧脱，所谓十里者，乃周匝十里，非直径十里也。
后来，“十里洋场”就成了大上海的代名词。在“《春申旧闻》系列”中，陈定山先是以半文半白后干脆以白话状写“十里洋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惟妙惟肖，如数家珍。“十里洋场”上的达官巨贾、文人墨客和坤伶影星，在陈定山笔下无不栩栩如生；“十里洋场”上的商铺钱庄、亭台楼阁和庙宇花市，在陈定山笔下也是娓娓道来。从郑曼陀月份牌到美丽牌香烟，从黄包车到“小小豆腐干”,从“言茂源”柜台酒到“麦瑞”西餐，陈定山的笔触甚至深入到海上日常生活的微细层面，正如一篇关于《春申旧闻》的英文评论所说：
陈先生的故事大部是以旧上海为背景，那就是它在转入20世纪与20世纪的时候。这就是机敏的青年人牵驭他们自己马车的上海，当时舞厅很少听到，绅士们传统地去妓院觅寻舒适，那时生活很安定，花上三四元即可买到一幅现代名家的字画。旧日子已去很久，但是，陈先生迫真的描写似乎重新获得了以往的情调，有时读者们会感到这些仅不过是昨日之事。
有趣的是，与**蝴蝶派有较深渊源的陈定山（《春申旧闻》中《上海小报之笔战》《状元女婿与**蝴蝶派》《当年曾唱“雪儿”歌》诸篇可以为证），他的“《春申旧闻》系列”对新文学作家也有所关注。他在《唐瑛与陆小曼》篇中写了交往匪浅的徐志摩，在《赌国诗人》篇中写了同样熟悉的邵洵美，均以细节生动取胜。后者不啻一篇别致的邵洵美小传。文中不时将邵洵美与徐志摩加以比较，而且对邵洵美自诩“赌国诗人”的由来作了颇为详细的铺陈，正可作为邵洵美创作的“赌博小说”系列的佐证。陈定山断言：“洵美的文章是唯美的，《新月》《时代》均为当时**刊物，不过洵美的唯美，对于躯壳的修饰美，超于灵魂的圣洁美，所以他比志摩更偏向于浪漫主义。”这已是有深度的文学评论了，颇具启发。
有必要指出的是，“《春申旧闻》系列”就文章性质而言，属于掌故写作，也即关于近现代上海的掌故。那么，何谓掌故？《史记·龟策列传》云：“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这是指汉孝文和孝景两帝，举凡前朝之旧制、旧例、旧事等，均在“因袭”之列。后人就把掌故引申理解为关于历史事件、人物轶闻、典章制度等的故实或传说。“故实”,或指曾经发生过的史实，“传说”,那就可能是故事了。换言之，掌故不能等同于信史，但掌故的确有其不可替代的迷人之处，不但因为掌故注重描述，富于文采，而且往往会提供正史所没有的信息或线索，往往有可能对正史作出必要的补充或修正，尽管大都凭记忆和传闻所写的掌故本身也需要文字或档案记载的核校。
程秉钊认为掌故之学创于清代龚定庵：“近数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姑且不论其说能否成立，近代以来掌故写作越来越发达，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我有限的见闻，单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有名的掌故杂志，就有《逸经》《大风》等，《古今》也庶几近之。《国闻周报》这样有影响的综合性刊物，也辟有掌故专栏，长期连载《凌霄一士随笔》。掌故作家，更是人才辈出，徐凌霄、徐一士、瞿兑之、郑逸梅、陆丹林，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海上小报擅写掌故者，更是比比皆是。而掌故之写作，则以晚清宫闱秘闻、北洋群雄纷争为其荦荦大端，以一个城市为主要对象撰写掌故似不多见，所以，陈定山的“《春申旧闻》系列”以如此之大的篇幅追述“春申旧闻”,也就十分难得了。
陈定山“《春申旧闻》系列”当时就在台湾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9年以后，一批大陆文人到了台湾，具有浓厚怀旧性质的掌故写作就在台湾逐渐活跃起来，高拜石的《古春风楼琐记》、唐鲁孙的“中国吃系列”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春申旧闻》系列”既以专写近现代上海十里洋场而独树一帜，群起而仿效者就有《上海闲话》（刘雅农著）、《上海滩忆旧录》（卢大方著）等多种，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台湾“海上怀旧热”.台湾新文学作家对“《春申旧闻》系列”也有所借鉴，李昂的名作《杀夫》就从《春申旧闻续集》之《詹周氏杀夫》篇中汲取了灵感。
王元化先生在《说掌故》中表示：“我在读清人掌故中，了解了不少清代的政治、法律、文化、风土人情……这些事在掌故中是通过生动具体的描述呈现出来的，而一旦反映在正史中，就变成了抽象的概括了。”他还建议：“今天倘有人将清代的掌故加以搜集整理，并进一步研究梳理，一定可以发掘出不少有意义的东西。”我以为，对陈定山的“《春申旧闻》系列”也应作如是观。这三部掌故集对研究近现代上海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戏剧史、美术史、社会史、商业史、民俗史、建筑史、交通史、日常生活史乃至风化史等，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有鉴于此，我对兴文兄和海豚出版社重印“《春申旧闻》系列”给予充分肯定。至于书中有些由于作者误记等原因而与史实出入的地方，当然也应该注意及之。
乙未小暑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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