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九讲

对新兴文学的意见
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
他是先看"新书"的,可是只看了一会儿;如果说是"目力"不济的原因,那看《史记》也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或许那个《史记》选本的排印比"新书"节省"目力"?但他能够在油灯下"反复来看",以至"度过长夜",看来还主要是"情调"的原因.
"新书"怎么就"情调"不符呢?这里的"新书"具体是哪一本或哪几本,不能确指;但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多次谈到的"新书",指的就是与当时形势结合紧密的土改文学,范围再大一点,是指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兴文学.书信中多次提到的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虽然是一九四三年发表和出版的,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中,仍然是"新时代"文学的标高之作.就在五天前(一月二十日),他还在看赵树理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早在路上乘船时,沈从文就给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但跟妻子说起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却和跟孩子说的不一致:"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 "重看看《李家庄的变迁》,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惟写过程不大透……背景略于表现……是美中不足处."后来,当他实际接触到农村土改中的人事,他对孩子的口气也变了:他说,现实中的人事"比赵树理写到的活泼生动","有许多事且比你从《暴风骤雨》一书中所见到的曲折动人";甚至说,"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故事".而对置身在土改现实中,却忽略现实而去看土改小说的人,他更是不以为然:"年青人却以为村中无一可看,赶回住处去看土改小说,看他人写的短篇."他所说的"新书",未必就是指赵树理和周立波的作品;如果是其他的土改作品,他大半就更看不上眼了.那么,这些新兴文学为什么就与他"情调"不济呢?他觉得新兴文学有什么问题呢?
还在去土改途中,船过巫山时,沈从文对两岸自然景观十分动情,他很想能在沿江的小村镇住一段时间,觉得这对他"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要把大自然的沉静和历史巨变的人事之动结合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其实却关涉到如何认识人事、历史巨变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不可不谓大.而根据沈从文自己的经验,自然背景其实远远大于人事变动,哪怕是剧烈的变动.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他参加一个五千人大会,那个会"解决"了一个"大恶霸",同时还押来约有四百名地主批斗,场面大而且热闹,"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但是这样的大场面和时代程序如果和自然背景一对照,就产生出"离奇"的情形:"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沈从文一谈到文学、一谈到自然,往往就"忘乎所以",他产生这种感受的当时没想到,这种时代巨变"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的感受,显然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规约.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和经历,实在说起来——和他自己对文物的热爱分开来说——是非常不"抒情"的.根本上,他是想另创一番事业,而馆中领导甚至更高层的领导,本意却未必是想让他做什么事,所以他受到的是"冷处理",得不到支持,甚至还要面对打击,也算不上特别出人意料.但他都忍受下来了.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一九七八年三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呆了近三十年.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里说:"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沈从文属于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沈从文与别的研究员不同:"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的就比较落实了."去库房和陈列室与大量实物进行实际接触,这样一种实践和在实践中的提高,使沈从文得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见解和主张.虽然早在一九二五年,王国维就在清华研究院的"古史新证"课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单纯从理论层面上讲,沈从文的见解和主张并非怎么"新鲜"和"独创";但是沈从文的见解和主张确是他一己经验的总结,他对理论一向没有多大兴趣,他的结论是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自然得出的.而事实上,他的这种主张和方式也确实和人不同,馆中管业务的领导和一些同事无从理解他整日在库房和陈列室转悠,以至于说他"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沈从文对这样的领导很恼火,他在这份申诉材料中质问道:"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的也就是他,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他相信自己的这种笨方法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与他的这种方法相比较,博物馆通行的两种研究方式,他以为都不怎么"顶用":"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沈从文的这种"方法论"上的自信,和日常的勤苦工作,促使他对文物研究产生了事业性的抱负:"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说到底,是因为有这种事业性的抱负.
沈从文的工作和抱负所要应对的,却是非常艰苦的条件和干扰不断的环境.五十年代,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个"内部浪费展览会",沈从文陪同外省同行参观,展出的是他买来的"废品",如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花四块钱买来的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意在给他难堪,他却觉得"有趣".一九五七年,他在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材料中说:"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那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处境,从这个数字可想而知:到他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这份材料的时候,他在这里约十八年,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环境和条件如此不堪,也还是忍受了.倘若当初不选择文物研究而选择一个"作家"的名头,*好也不过如昔日同行;比较起来,沈从文心中自有掂量:"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如果不明白沈从文的事业性抱负和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坚信,这段话就可能会被当成酸溜溜的牢骚了.
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选择,是在特殊的时代压力下做出的,其中却也包含了他个人孤独的努力和追求.这种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之不被理解,更凸现出其坚持的艰难和可贵.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