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求生

1938年及此后，金华当局除了推行一些特别工作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以工代赈的尝试。其中一项小尝试是让难民自己充当难民救济管理者。起初，军方负责管理难民中心，但有些人认为这些职责可以由难民自己完成。浙江赈济会组织起考察系统，选择出学历和道德水准较高的难民成立服务处，管理难民救济工作。zui初的目标是选出22—40岁之间的34名难民，对如此庞大的难民问题来说，这个数字极为保守。考试的内容包括普通话和时事，同时还要求体检。通过考试后（1938年4月17日在永康县中学举行了一场考试），还有为期两周的培训。5月初，这些新的管理人员接受任命，派遣到邻近各县。不过，我未能发现可以反映他们对这些地方难民工作产生影响的资料。不过，这种尝试表明，官方希望对那些至少暂时落脚在当地的难民们有一种规范化管理。　　在1938—1942年流亡的省政府所在地永康县，政府发起了zui重要的以工代赈项目，在芝英镇成立了难民染织厂（见地图4）。由于难民救济费用收支不相抵，政府想设立制衣厂，为省公务员、省级和县级警察以及军事单位提供衣物。赈济会开始筹设工厂，却因为各种涉及法规和程序的难题而备受阻碍。省主席黄绍竑让曾任浙江督军兼省长的吕公望（1870—1954）直接负责这一项目。吕公望说：“曩年在办厂时，事颇棘手，人材物力，并感空尽，机具生财，百无一有。”凭借农业银行贷款10万元和芝英地方精英的帮助，吕公望在1938年4月建立了染织厂，有3800名难民在此做工。工厂的首要任务是让满是虱子、脏兮兮的难民们分批次沐浴。为了容纳难民和工厂，吕公望征用了镇上的寺庙、祠堂。　　1938—1942年，即吕公望所说的“和平时期”，染织厂和在县城以及金华县内7个城镇的21个工厂每年为三四千人提供工作、救济、教育。为了照顾做工的难民，难民工厂还设立了接收婴儿和13岁以下孩子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部。此外，还为文盲的难民设立夜校进行补习，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那些不能在染织厂做工的年老难民则可以从事其他工作。除了为难民们提供工作场所和住所外，每完成一件成品都可以给工人现金奖励，用以难民们的日常开支。难民中男女各住不同宿舍。吕公望对难民抱持一种强烈的家长式的态度，下发了印制的指导和规章以及军事准备的说明。　　难民工厂的成功之处在于吕公望在组织、资金和管理中动员当地资源的能力。据说，在难民工厂存在的7年时间里，有140多人参与了工厂的管理。从明代起就是集镇的芝英镇是永康县zui有权势、经济上和政治上zui成功的应氏家族的聚居地。吕公望接到掌管难民工厂的任务后，联络了曾当过芝英镇镇长和区税务所所长的应文龙（1881—1950）。应文龙也是应氏宗祠的管理人，他领头支持吕公望的要求，将大小寺庙挪给工厂所用。他还呼吁其他精英捐资，用于管理工厂、购买机器和材料。起初，地方精英们买了1000台木织机，但随着工作的扩展，需要的机器数量增加到1200台。地方精英还从始至终参与了工厂的管理以及几年后在另外四个城镇中设立分厂的工作。总的来说，在应对难民危机中，这里的地方领导人愿意、甚至急切地充当政府的盟友。　　尽管据说有些难民拒绝要靠做工获得食物和住宿，但在难民工厂工作和在一个稳定地方带来的安全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的对工厂及其体系的认同感。吕公望声称，工厂难民将工厂看作战时家庭，他们对它非常忠诚；他表示，他们成为难民的许多苦楚已经被淡忘。在混乱和不安的气氛中，对难民来说，这种归属感无疑比他们生产的任何纺织品都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