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法学评论:第8卷:Vol.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步云先生作为我国早关注并开始人权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979年10月，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罪犯的公民地位，首次提出了对罪犯合法权利的保障问题。此文如石破天惊，在当时的理论界和相关实践部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1980年，为回应部分学界同仁的责难，李步云先生又在《法学杂志》撰文《再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进一步论述了罪犯的权利，并提出：即使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也不是所有公民权利都被剥夺了。此后，李步云先生又积极地参与了1982年宪法的讨论和起工作，先后发表近十篇文章阐述公民的宪法权利，为新宪法确立公民权利保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1990年以后，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为适应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需要，李步云先生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国外成果，对人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大胆探索我国的人权发展之路，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形成了其具有原创性的人权理论体系。
（二）提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
科学界定人权的内涵和外延，客观分析人权的存在形式，是人权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于人权的理解，外理论界有学者将人权视为一种道德权利或自然权利；或将人权仅看成是公民权或者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之说尚无定论。在此背景下，李步云先生在《法学研究》l991年第4期上撰文《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在对人类的人权实践和理论进行科学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人权是“人基于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进而他从人权的存在形态和实现形式的角度，将人权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
在李步云先生看来，应然权利即应有权利，是指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应有权利的存在，并不以也不应当以法定权利的存在与否为转移”，因为“在法律没有予以确认和保障之前，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人权从本来意义上讲，是指人的“应有权利”。在法定权利出现以前，即在法律没有给予确认和保障的情况下，人的“应有权利”受着政党与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的纲领与章程，各种形式的乡规民约，社会的习俗、习惯与传统，以及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意识等社会力量与因素的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承认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