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火的飞蛾:丁玲情感往事

　　《丁玲情感往事》：　　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片断——悼丁玲　　“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肯定的呢？”　　大约是1983年，有家文艺刊物发表“翻案文章”，说赛金花如何如何好。丁玲气愤地说：“赛金花原本是状元夫人，后来主动当了妓女兼鸨母，甚至发展到跟侵略者睡觉。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肯定的呢？发表这种文章，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影响呢？还有人把赛金花跟陈白露相比，这是不对的，曹禺笔下的陈白露，毕竟厌恶周围庸俗、卑污的人们，不甘心于丑恶污浊的生活，赛金花怎么能相比？”　　“我哪想当什么作协主席！”　　1983年9月，丁玲为一部未刊稿写了一篇短序。我征得她的同意，改题为《鲁迅与我们党的关系》，先在我们单位的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总第23期）刊出，后又转寄给《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大地》。该版负责人同意公开发表。我很高兴，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丁玲，不料丁玲说：“这篇文章我不发表了，因为有人正在造我的谣，说我想在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竞选主席。我今年79岁，明年80岁整，有生之年连自己想干的事情还做不完，哪里会想当什么作协主席。但有人编造这种谣言，从北京一直造到上海。如果这个当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有入不就会讲这是为争当作协主席制造舆论吗？”　　“有人讲中国现代散文根本不提我。”　　我对丁玲说，我爱读她的散文。还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读过她的《彭德怀速写》《三日杂记》等。我至今还能背诵《三日杂记》的开头：“也许你会以为我在扯谎，我告诉你，我是在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寂静的山沟里行走。遍开的丁香，成团成片地挂在两边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　　丁玲说：“是的，我写过一些散文。但有人讲中国现代散文时，根本不提我，好像我只写了小说。”说完，她在新出的《丁玲散文集》上签了名，要我转赠给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　　“鲁迅写文章时有多少自由？”　　提到创作自由的问题，丁玲的谈兴总是很浓；看到有些人论创作自由的文章，丁玲觉得好笑。她说，作家要创作自由，首先思想要长上翅膀。没有翅膀，作家怎么飞得起来？同时，作家脑子里还要有个广阔天地，否则也没有法子展翅腾飞。一个作家，如果只关心小院、小街、小巷里的琐事，只描写小茶杯里的风波，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自由。球类运动员打球，不是也不能超越球场的边线、端线吗？　　有一次，我跟张扬同志去拜访她。她冲着我说：“在旧社会，很多好作品都是在不自由的环境里写出来的。你是研究鲁迅的，鲁迅写文章时有多少自由？”张扬笑着对丁玲说：“你的话里还有很多辩证法哩。”　　“应该重编一部‘左联’史。”　　1985年年初，丁玲去延安探亲访友。返京后，她十分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有些人讲延安的文艺运动，只剩下一个鲁艺，这不全面。讲‘左联’的历史，不讲冯雪峰，不讲潘汉年，这也不全面。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拨乱反正，但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趁文艺界很多老同志还健在，你们应该集体编写一部符合历史面貌的‘左联’史。”　　“不要搞什么平衡。”　　丁玲认为，我国文艺界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宗派。开始是一些思想、艺术志趣相近的人结成社团、流派，这并不坏，但后来有些人掌了权，利用权力搞宗派，这就害人了。有的人被同派的人包围吹捧，飘飘然起来，缺乏自知之明，好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皇帝，自以为穿的是新装，其实别人看得到他到底是什么模样。现在有的刊物不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这当然不好。但另一些刊物搞平衡，发一篇某方的文章，同时发一篇另一方的文章，这也不好。在存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让人看出你的倾向性，要帮助读者辨别是非，不能模棱两可，搞什么平衡。　　并非结束的结束语　　记得鲁迅去世前不久，许广平曾把他谈话中的精到之处记录下来，编辑成帙，题为《片断的记录》发表，成为鲁迅研究史料中颇具参考价值的回忆文章。我模仿许广平的做法，记录了丁玲生前的若干谈话片断。丁玲还有一些其他意见，看来只好留待今后续写了。可以预料，对丁玲的上述看法，人们会持有不同的评价。在一个新旧观念演化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产生这种情况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有些问题恐怕也无须匆忙做出结论，可以留待历史与后人去评说。但无论如何，上述看法是属于丁玲的，具有上述看法的丁玲，才是真实的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