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占星术的世界

序
我这样说有些带着反讽，中国文化中的占星术究竟为何物？写起来其实未必容易。证据就是这种书几乎没有人写过。在中国文化中诞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占卜，众所周知的是《周易》。《周易》也能够说成是中国的占星术。
但是，这样的断定是过于轻率的，因为在我们*深刻的哲学领域的认知中，*重要的是应该如何定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源流——古典自然哲学的问题。
天文历学是中国的精密科学之一。在中国天文学中为制作历书而存在的这门学问的历史研究是*难搞懂的领域，但是我们一直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工作。天文学是观察、研究天体的动态或星星体系的，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侧面，那就是被开普勒（1571—1630年，德国天文学家）称之为天文学的“愚蠢女儿”的占星术。占星术在确立近代合理科学的同时，被从科学的领域中驱逐了出去，因此走向发展的道路，这反而使之融入了大众文化。
占星术为什么被一般人接受了呢？因为人或人的社会与围绕着它的自然、宇宙是不可分割的，在那里发生的现象或天体绕行如何和人生及社会变化结合起来，这是人们想知道的，也是占星术所要尝试的，而且占星术将其融合进了日常生活或常识性的思考方式中。
古代人想预见将来的尝试不久就托付给了更为客观的操作方式。认为围绕着我们的大宇宙，即赋予宏观的宇宙和人或人体这一微观宇宙相对应的精密体系被创立了出来。于是，对用宏观世界发生的现象就可以预知微观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情或命运的占卜，即占星术就产生了。
占星术在中国的地位如何呢？让我们从现代进行逆向透视来解释历史。被科学史家排除在严肃的研究对象之外的这一领域反而会具有产生合理的科学文化母体的要因。而且重新看待这一领域，就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
“天文”这个词有着和占星术关系*深的意义。这个词出自《易》（儒教经典，占卜之书）的“系辞传”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天文”说的是天的纹样，即花样之意，地理则意味着地的条理、模式。但是，在这里说的“天文”，未必单单是指天空的现象，而且也指气象现象，即不光限于现在的天文学研究对象。这种天文现象的世界也用意味着天动的“天步”这一概念来表现。在公元前2世纪完成的《淮南子》（刘安编，是集成诸家学术的书）的第三篇是论述天的现象的“天文训”。在这里可以发现好像是和天文现象相结合的占卜行为的原型。此外，特别是和统治有关的人的行为在《易》中以数理的操作为媒介，和大宇宙结合起来。同样，人体这样的小宇宙在《黄帝内经》（中国*老的医学书）中也是以阴阳五行说“（用和阴阳相配合的木、火、土、金、水的消长来解释万物的思想）为媒介，和大宇宙结合起来。
“天官”这个词和天文有着同样的意义。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天官书》一篇，是天文学的古典著作，同时也可以将其定位为占星术的古典著作。这一篇的题目也呈现出中国初期占星术的特色，即其性质是为了统治者、为了王朝国家而存在的。一言以蔽之，具有国家占星术JudicalAstrology的性质。和古希腊时代（公元前4 世纪—前1 世纪）形成的为预见个人命运而描绘的天宫图Horoscope的占星术目的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出现的这种天宫图式的占星术是从外来文化的佛教文化中传入的，南北朝（420—589 年）到隋唐时代（581—907 年）才开始发展的。这和既有的阴阳说等理论结合起来，再次发展成了中国式的占星术。对于日本等国的影响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发生的。
在《史记? 天官书》中，论述了星星的体系，即星官在天空中的分布及对行星的本质论认识。而这是和关于历法的“历书”（《汉书?律历志》）分别编成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占星术的世界可以看到“天官书”的性质。在这种占星术领域发展的背后，当然有着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以来天文学知识的发展的影子。如我们所看到的如“分野说”（将星宿分配给各国，并予以关联的思想）的形成那样，地理知识的发展也成为占卜国家趋势的预言性体系的重要因素。
但是，其后中国的占星术却被未必和具体的天体动态直接结合的术数操作，即以所谓“象数”学而独立发展着。和这样的理论结合起来的占星术的一个侧面是上论国家命运，下占卜个人运势或方向。于是，在中国，占星术便和西方文化中的有相当大的不同，虽说如此，这种极具特色的占星术却发展开来，从国家目的到个人目的的各种层面的拟制科学就发展起来了。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占星术”可以观察到其多种多样的开展。
本书一方面注重允许其起源与存在的环境，同时也从各种角度思考关于中国“占星术”具有什么意义。为此，无论如何必须从天文学知识形成的前提——天空所发生的现象的观测，即对太阳、月亮、行星的运行，或对星星或星星体系的观测来开始介绍古代中国人所构建的宇宙观。用开普勒的假说，即关于这种宇宙观、世界观、天体动态的确实知识的形成，是支撑占星术行为的知识体系形成的前提，这种说法对古代中国的占星术而言并不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