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古典文学通识系列:读赋通识

绪论
　　读赋通识
　　绪论
　　辞赋是中国文学独有的文学样式，但什么是“辞”？什么是“赋”？辞赋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这些是我们了解赋体、阅读赋体文学首先想要知道的问题，也是本书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
　　辞赋是中国文学独有的一种文学样式，西方文体学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4类文体划分包括不了辞赋这种体裁。它在先秦时期产生，《荀子》的《赋篇》**次用了“赋”的名称，之后每个时代都有辞赋的创作，唐代还曾经以赋取士，能否作赋成为衡量士人的标准之一。直到前些年《光明日报》发起的《百城赋》的创作，辞赋仍然产生了巨大反响。
　　但即使在中国，辞赋文学的很多问题也存在争议，甚至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从古到今，人们的认识也不统一。比如说，“辞”与“赋”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但是在辞赋产生不久的汉代，就分不大清楚。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辞”与“赋”不同，屈原创作的叫“辞”，宋玉等所作称“赋”，虽然他们喜欢屈原创造的“辞”的形式，但其创作是以“赋”著称于当时的。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可见，司马迁是把屈原创作的《离骚》等称为“辞”的。但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又说：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
　　这里认为《怀沙》是屈原所作，而且称为“赋”。可见，在司马迁这里，屈原的作品称“辞”还是称“赋”也是不统一的。班固作的《汉书?艺文志》则直接把屈原的作品叫作“赋”，称“屈原赋二十五篇”。在《汉书?艺文志》中，赋分为四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屈原作在其中，专列一类，是“盖主抒情者也”，包括唐勒、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20家、361篇。而在“陆贾赋之属”中，一般被认作骚体赋的司马迁赋则在其中。所以，屈原流传下来的作品称“辞”还是称“赋”，至今也不统一，比如姜亮夫先生著有《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刘永济先生著有《屈原赋音注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金开诚先生的著作则称《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因此，辞与赋是什么关系？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然以“辨骚”与“诠赋”分开来论述，但其分别有时也不是很明确。在《辨骚》中他说：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意思是自从《诗经》的歌声停止以后，没有谁能够继承下去。以一种瑰奇的文字蓬勃而起的，是《离骚》代表的楚辞。它确实已经高飞于诗人之后，奋起于辞赋家之前，难道是因为离开圣人不久、加上楚人富于才华，才让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文学地位吗？“诗人”指的是《诗经》作者，“辞家”应指宋玉之后及汉代辞赋作者。
　　《辨骚》在《文心雕龙》中列第五篇，属“文之枢纽”，即本乎道（《原道》）、师乎圣（《征圣》）、体乎经（《宗经》）、酌乎纬（《正纬》）、变乎骚（《辨骚》）之一。其所“变”，即是打破《诗经》朴素风格的文学新变，是为汉赋开了一路，为铺张扬厉的文学开了新路。所以后文说“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这里的“名儒辞赋”，指的就是下文所说的“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而“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说法与“莫不拟其仪表”是一致的。这表明，在《辨骚》中，刘勰并没有将“辞赋”加以割裂的思想。在《诠赋》中，作者云：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
　　又言：“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自诗出，分歧异派”。由此可见，在此刘勰只是将诗、赋别称，认为赋自诗出，并未别定“辞”之一体，而将“辞赋”合观，把“楚辞”作为从《诗经》到辞赋变化的关键环节（“拓宇于楚辞”）。
　　萧统《昭明文选》中将与此相关联的收录，并分为3类：赋（京都、郊祀、耕籍、田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类）、骚（屈平、宋玉、刘安3人）、辞（汉武帝《秋风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2篇）。在《文选》序中，作者称：
　　……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萧统认为“赋”是“古诗之体”，屈原所作则称“骚人之文”。他将二者视为两个系统，因而在《文选》中分列。
　　今人对这一问题，争议仍很多，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1.“辞”与“赋”不可混淆，楚辞不能称赋
　　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说：
　　“楚辞”在汉代一般又称为“赋”……实际上，汉人把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为“赋”，把“楚辞”与“汉赋”混同起来，是并不恰当的。“楚辞”是战国时代产生在楚国域内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汉赋”却是适应汉代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半诗半文，或称带韵散文的作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59）。
　　褚先生认为，“楚辞”不可称赋，楚辞之流变及于汉赋，但汉代人不加分别地笼统称之，是不对的。作者认为，汉赋直接导源于荀卿，荀子是“改造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俗体——‘隐体’，使之成为赋体”。
　　作者经过比较，细致讨论了“楚辞”与“汉赋”的区别：
　　赋是反复的问答体，演成为叙事的形式，它不是抒情，而是铺陈辞藻，咏物说理。楚辞则不同了。它虽然也富于文采，描写细致，往往也含有某些叙事成份，但它是以抒发个人感情为主的作品，是真正的诗歌……这方面可以说是楚辞与汉赋的根本区别。至于从作品的地方色彩和形式上（结构、句式、押韵规律）看，楚辞与汉赋的区别更是明显的（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61）。
　　作者认识并分析了楚辞与汉赋的不同，也缕述了六朝以后“赋”、“骚”分列两门的情况，但对“楚辞”何以称“辞”？汉人为何将“辞”与“赋”混称？“辞”与“赋”在文体的意义上联系与区别在哪里？“辞赋”合在一起又具有怎样的含义？等等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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