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诉讼-环境污染、白血病儿童和对司法公正的追求

第 1 章 波士顿 ： 1986 年 7 月
深陷债务危机

7 月中旬的某个周六，上午 8 点 30 分，律师扬·施利希特曼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只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电话铃响的时候，他正梦到一位年轻女士。这位女士在波士顿一家保险公司的财务部工作，她有一双深褐色的眼眸，肌肤白净，还有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在过去的五个月里，每逢工作日，这位女士都与施利希特曼面对面坐在法庭里，两人相距不到十英尺（1 英尺＝ 0.3048 米，下同），但是，施利希特曼没有直接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也没有对他说过任何话。**次看到她的时候，他曾听她说过一次话，但是现在他再也想不起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了。当他们目光偶尔交汇的时候，两人都小心翼翼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神里不带任何情感，然后尽快把目光移到别处，尽量不冒犯对方。
这位女士是名陪审员。施利希特曼希望她能喜欢和信任自己，他很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在梦里，他们一起站在满是树枝、树根和藤蔓的树林里，她身后站着几个人。施利希特曼认得他们，他们是其他几名陪审员。这位女士要决定走哪条林间小路，而施利希特曼想给她指路。他恳求她，而她还是犹豫不决。这个有着明显意义却又悬而未决的梦在电话铃响起的那一刻结束了，施利希特曼醒了过来，觉得自己被一种恐惧感包围着。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他是南岸港湾银行的职员。施利希特曼拖欠这家银行的汽车按揭贷款已经好几个月了，除非他支付到期的 9203 美元，否则银行将收回他那辆黑色保时捷 928 跑车。施利希特曼根本不知道这几个月的银行贷款有没有还，但他仔细想了想，觉得很可能没有还。他叫那位银行职员跟一个叫詹姆斯·戈登的人谈。“我的财务归他管。”施利希特曼说道，随后把戈登的电话号码告诉了银行职员，并结束了通话。
施利希特曼继续在床上躺着。20 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这一次，对方说他是萨福克郡治安官。治安官说他是用查尔斯大街的公用电话打过来的，这条街与施利希特曼的住所仅隔了两个街区，他要过来收回保时捷跑车。“请告诉我，车在哪里。”治安官说。
施利希特曼让治安官等他十分钟，然后，他打电话给戈登，但是一直没有打通。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这时电话又响了。“你到底要不要告诉我车在哪里？”治安官问道。施利希特曼说 ：“我会的。”这位治安官体格魁梧，身上穿着深蓝色夹克，正等候在施利希特曼家的大门前。这是 1986 年夏季的一个清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施利希特曼可以看到查尔斯河碧波粼粼，几艘挂着白帆的小船迎着早晨的微风轻快前行。治安官把收回车辆的一些证明文件递给他，施利希特曼随意翻了翻文件，然后告诉治安官，车停在三个街区以外的一个车库里，他要去把车开过来。他让治安官在门口台阶上等着，然后走上平克尼大街，沿着灯塔山主干道查尔斯大街铺了砖的人行道走去。他路过几家小餐厅，咖啡和刚出炉的点心的香气从餐厅门口飘出来，他身旁有几名用婴儿车推着孩子散步的年轻母亲，还路遇几名朝查尔斯河河滨绿化带跑去的慢跑者。他觉得，他的未来甚至于他的人生，似乎已经危在旦夕，而周围的一切仍然平静如常。停在车库里的保时捷由于城市污染而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氧化层。这辆车买回来差不多两年了，然而施利希特曼开了不到五千英里（1 英里＝ 1.609 千米，下同）。去年整个冬季，它都闲置在车库里 ；今年春天，施利希特曼的女朋友曾想开一下这辆车，却发现电池已经没电了。她找人充好电，开出去了一会儿，可是詹姆斯·戈登马上告诉她，车子的保险已经过期，她不能再把车开出去了。施利希特曼将车开回平克尼大街，把车钥匙交给治安官。治安官拿出一把螺丝刀，开始拆卸车子的牌照。施利希特曼站在人行道上，双臂合抱地看着他。治安官抖开一个绿色的塑料垃圾袋，把仪表盘上的录音带和文件放进袋里。在保时捷狭窄的后座上，他发现了一些法律书籍和几份关于一项民事诉讼的书面证词笔录，上面标着“安妮·安德森等人控告 W.R. 格雷斯公司等”。治安官把它们也扔到了袋子里。他有条不紊、一言不发地工作着，因为他早就知道，在他出现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表现得太热情。但是，这些证词笔录让他感到好奇，他问施利希特曼：“你是律师？”
施利希特曼点点头。
“你参与了那个案子？”
施利希特曼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还补充说，陪审团对该案仍无定论，但他敢肯定陪审团会在下周一作出裁决。治安官说他曾在电视节目《60 分钟》（60 Minutes）上看到过那位名叫安妮·安德森的女人。他把垃圾袋递给施利希特曼，并要求他在一张收据上签字。然后他费力地挤进驾驶座，启动了汽车。“这车不错。”他说，抬头看了一眼施利希特曼，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这案子肯定很棘手。”听到这话，施利希特曼笑了起来。治安官也笑了，他说 ：“好吧，祝你好运。”施利希特曼站在路边，看着治安官将保时捷开上布里默大街，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心想：“真是来得容易去得快。”两天后，也就是周一早上，施利希特曼穿上了他*喜欢的西装（在纽约手工定做的迪米特里牌西装）、*好的巴利牌皮鞋，还有一条他觉得会给他带来好运的紫红色爱马仕领带。通常他会坐出租车去波士顿市中心的联邦法院，可是这天早上他身上没钱，只能走路去。在路过波士顿议院时，一名男子向他走来。这名男子穿着脏兮兮的外套，把个人物品装在一个绿色塑料垃圾袋里。他向施利希特曼讨钱，施利希特曼说自己身上没钱。

施利希特曼继续走着，他突然觉得，人生的际遇真是变化无常。严格来讲，他自己也快无家可归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因无法支付公寓的物业管理费已经被公寓联合会起诉了。他的**、第二和第三笔按揭贷款也已经逾期欠款。在历时 78 天的审理期结束后，陪审团开始商议审判结果，这时的施利希特曼早已身无分文。“你们快要喝西北风了。”詹姆斯·戈登曾对施利希特曼和他的几名合伙人说。 SCC 律师事务所（Schlichtman, Conway &Crowley）每周的进账少得可怜，而且这些钱都来自很久以前就结案的诉讼费用，*多不超过每周 1500 美元，而公司每周要支付给秘书和律师助理的薪水就高达 4000 美元。美国运通公司已经起诉了 SCC 律师事务所，因为这家机构连续四个多月没有偿还 2.5 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另一家名为“海勒金融”的借贷公司威胁说要在 8 月 1 日之前收回这家律师事务所的电脑。据戈登估计，如果施利希特曼败诉的话，他会深陷债务危机之中，所有债务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还清。

不过，钱还不是施利希特曼*担心的事情。他是一个有着奢侈品味的人，却不太在乎钱，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更害怕为了这桩案子搭上自己的名声。他担心的是，如果他因为错误的立场而败诉，他将失去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所有自信、抱负和才华都会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消失殆尽。他仿佛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他坐在公园的板凳上，身边放着他的绿色塑料垃圾袋，而那套手工定做的西装就被塞在垃圾袋里。

7 点 45 分，身上微微冒汗的施利希特曼来到了法院的走廊，他开始耐心地等待。对他来说，这条走廊再熟悉不过了。平常，他会站在一张厚重的木板凳旁边，那张板凳有点像教堂里的长椅，它正对着法官沃尔特·J. 斯金纳那扇紧闭的办公室大门。走廊的尽头有台公用电话，电话旁边是一扇厚重的旋转门，从那扇门进去就是斯金纳法官的审判庭。施利希特曼在那里打过几百个小时的官司，而现在，他根本不想进去，他宁愿待在走廊里。走廊的另一头足足有一个街区那么远，从这一头到另一头要经过一排电梯和十几扇紧闭的大门，这些大门分别通向陪审团室、会议室和办公室。走廊里没有窗户，早上 8 点施利希特曼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跟他在下午 4 点离开时没什么两样。走廊里的照明设施都是嵌入天花板的老旧荧光灯，发着微弱的灯光，犹如阴天时的黄昏。走廊弥漫着一股地板漆、消毒剂和香烟味混杂在一起的陈腐气味。大约 8 点钟，陪审员陆续来到法院，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要走到走廊那头，顺着狭长的楼梯进入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对案件进行审议。施利希特曼从未见过那个房间的样子。有些早上，两三名陪审员会一起到法庭。出电梯的时候，他们会边走边讨论案情，当看到施利希特曼时，谈话就会戛然而止。他们脸上或者露出紧绷的、浅浅的、不自然的微笑，或者朝他匆匆地点头示意。在陪审员经过身边时，施利希特曼刻意地盯着地板，但他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他们的每个步伐，他研究着他们的举止和衣着打扮，尝试着揣摩他们此刻的心思。

陪审员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很快，走廊里又只剩施利希特曼一个人了。

第2章　沃 本 市 ：1966年夏
**个白血病患者清单
当时是1月，正值病毒肆虐的季节，吉米·安德森的父母以为他得了感冒，因为吉米的哥哥和姐姐都出现了咳嗽、流鼻涕和低烧等典型的感冒症状，甚至连他的母亲安妮也感觉不太舒服。然而，到了周中，除了三岁的吉米以外，每个人的病情都在好转。吉米的病情则时好时坏，而且食欲不振。安妮注意到他脸色苍白，四肢和身体上还有几处淤青，这让她感到诧异，因为这孩子大多数时候都是躺在床上的。她和丈夫查尔斯决定第二天早上带吉米去看家庭儿科医生。

吉米的症状让儿科医生唐纳德·麦克林感到震惊。发烧说明身体有炎症，而且他确实患有上呼吸道感染，但在麦克林看来，这不像是普通的炎症，因为吉米严重贫血，而且脸色极其苍白，浑身无力。麦克林认为，吉米身上的淤青可能表明其体内血小板数量不足，而血小板的作用是凝固血液。他对吉米做了一次快速体检，发现他的淋巴结轻微肿大，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异常，而皮肤苍白、淤青以及持续低烧等临床症状表明，吉米的血液出现了问题。

麦克林怀疑吉米·安德森患了白血病，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安德森夫妇。白血病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每年在儿童身上出现的概率不足十万分之四。麦克林想在验血结果出来以后再进行诊断。那天是周六，已经接近中午时分，但麦克林还是安排实验室在当天下午分析孩子的血样。他告诉安德森夫妇，分析结果出来以后，他心里会更有把握。他让安德森夫妇晚点打电话给他。

安德森夫妻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安妮对查尔斯说：“我觉得他得了白血病。”听到这话，查尔斯不禁扭过头看着妻子。她看起来非常害怕，这让查尔斯吓了一跳。

那天下午，当查尔斯给麦克林医生打电话时，医生的声音很沉重：“你儿子的血液似乎出了点问题。我们打算做进一步的检验，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告诉查尔斯，他会安排吉米下周一上午在麻省总医院进行复检。他没有提及白血病，而查尔斯也没有催促他做诊断。“如果他知道吉米得了什么病，他会告诉我们的。”查尔斯对安妮说。

那个周六晚上，安德森一家在家中招待客人吃晚饭。安妮在厨房里潸然泪下，她坚信吉米得了白血病。无论查尔斯怎么劝她，都无法改变她的这一想法。这种病让安妮感到无比恐惧。1950年，只有14岁的安妮住在萨默维尔，邻居一名女孩患上了白血病，没过几个星期就去世了。安妮和那个女孩的关系并不亲密，但她们都彼此认识。在安妮读初中的学校，人们悄悄地讨论女孩去世的消息，安妮生平**次了解到人生无常和死亡的含义。对她来说，这种病似乎特别可怕，因为它如此神秘，会出其不意地向人袭来，又总是让人难以逃脱死亡的结局，而且没有人知道这种病的致病原因。

1972年1月31日，也就是星期一早上，安妮和查尔斯带着孩子驱车前往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是波士顿*大的医院，儿童血液科主任约翰·杜鲁门医生给吉米·安德森做了检查。“患者三岁半，身材瘦弱，愁眉不展。长期皮肤苍白，身体容易出现淤青。”杜鲁门医生在体检记录上写道，“呈现出中度全身性淋巴结肿大症状，偶尔出现淤青，但无瘀斑，脾脏未触及。”

杜鲁门医生给吉米做了骨髓穿刺（结果“骨髓难以抽出，返回量少”），检查结果显示吉米的骨髓中含有32％的淋巴母细胞。淋巴母细胞是一种不成熟的白细胞，它们在吉米体内增殖的速度很快，并且不能发育成熟。这个数据让杜鲁门医生心中有了明确的诊断结果：吉米患上了急性淋巴性细胞白血病。

当天下午，杜鲁门医生把安妮和查尔斯带到他的办公室，并把体检结果告诉了他们。安妮记得，那个冬日天气清冷，午后的阳光从百叶窗折射进来。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身处遥远的地方听杜鲁门医生说话，只能看到阳光中漂浮的微尘。

杜鲁门医生说，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非常重要。他会采用强力药物和放射性治疗相结合的方式缓解吉米的病情，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然而，在接下来的4个星期里，吉米有10％的可能性会死亡。*大的危险不是来自白血病本身，而是可能出现的感染。化疗会杀死血液和骨髓中的癌细胞，但也有可能抑制人体抵抗感染的能力，诸如水痘、感冒这种常见的儿科病也会导致患者丧命。

杜鲁门医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治疗儿童白血病，那时医疗界对这种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大多数孩子在诊断结果出来以后几个星期内就会死亡。但在*近两年，位于孟菲斯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杜鲁门向安德森夫妇解释了这种全新的“圣裘德治疗方案”的内容：首先，吉米要接受大约一个月的初步化疗和放射治疗，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要定期回到医院门诊接受常规治疗，在此期间，他仍要进行定期化疗。虽然这种疗法有些大胆，而且会产生很多副作用，但还是让人看到了希望。杜鲁门说，如果吉米的病情在**轮化疗中有所好转，那么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的生存概率将达到50％或更高。

杜鲁门还谈到了儿童白血病的成因。他发现，绝大多数患者父母都觉得自己肯定做错了什么，才导致孩子患上白血病，或者是他们认为这种病本来可以预防，但自己却没有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为了减轻这些父母的担忧，杜鲁门会告诉他们，急性淋巴性细胞白血病的成因目前尚没有定论。这个答案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所以，通常他要继续给患者父母们介绍一些医学常识。他说，有些类型的白血病可能是由辐射或是苯等化学品引起的，被称为“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但吉米所患的白血病并不是这种。还有科学家怀疑病毒可能是导致白血病的罪魁祸首，这种病毒被认为能够导致猫、牛、鸟类和啮齿类动物患上白血病，而哈佛大学的科学家*近正尝试从猫的体内分离出白血病病毒。但是，杜鲁门解释说，那种病和折磨人类的白血病大不相同。

星期二，也就是被确诊患上白血病的第二天，吉米·安德森开始按“圣裘德治疗方案”进行治疗。为了增加吉米体内血小板的数量，医生先给他输了几次血。杜鲁门每天都给吉米做体检，看他是否出现感染的症状，或者身上是否出现新的淤青和瘀斑。所谓瘀斑，就是皮肤上一簇略呈紫色的小血斑，这是白血病特有的症状。安妮每天一大早就到医院来。起初，她晚上会回家睡觉，但很快，她就开始在病房里陪儿子过夜了。安妮的母亲也来到沃本市，帮她照看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孩子。

**周的治疗结束时，吉米体内的血小板数量仍然很低，但基本能保持稳定，身上没有再出现新的淤青和瘀斑。由于药物的作用，他开始掉头发，也反胃得厉害，但杜鲁门认为，从临床上看，吉米的病情很稳定。到了月底，吉米的外周血液和骨髓中已不再显示出白血病细胞的迹象，已经如期地进入了缓解期，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杜鲁门对这孩子的康复持乐观态度。

儿子生病的那年冬天，安妮·安德森35岁，她是一个端庄秀丽的女人，拥有挪威血统，她身材高大，有着高高的颧骨、妩媚动人的蓝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她在与波士顿仅隔着查尔斯河的萨默维尔市长大，在四兄妹中，她年纪*小，也是这个中等收入水平家庭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她就到萨默维尔公共图书馆工作。24岁那年，她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在一次相亲中认识了查尔斯·安德森。查尔斯比安妮年长一岁，他父亲是一名码头工人。查尔斯很上进，他上了大学，并且想从事计算机行业。经过一年的恋爱，查尔斯和安妮在1961年结了婚。

婚后，小两口在波士顿地区租了一套小公寓，直到1965年才开始找房子。几年前，安妮的儿时好友卡萝尔·格蕾举家搬到了沃本市，所以他们经常去沃本看望卡萝尔。卡萝尔和她丈夫告诉一名房产中介，说安德森夫妇想在乡下买一套房子，房子不能离波士顿太远，但要有很多树木和空地。于是，这名中介把他们带到了沃本市东部。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沃本东部呈现着一派迷人的乡村风光。平静的阿贝霍纳河只有几英尺宽，水深齐腰，它流经一片长满芦苇、香蒲和草丛的湿地。人们已经在河谷两侧的多数土地上种植了农作物，岸边还保留着几个小农场、一两个果园和一些空旷的田野。河流沿岸的湿地边缘生长着低矮的枫树、橡树和山核桃树。

在安妮和查尔斯看来，沃本东部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安居地。安妮尤其喜欢松树街这片区域。这是一个有着十几条街道的小区，离卡萝尔家不远，而且距离市中心只有1.5英里。该区域依傍着一个低矮的山岭，呈西高东低之势，一直延伸到阿贝霍纳河湿地。这里街道静谧，绿树环绕，楼房风格简朴，大多数建于二战前。财力雄厚的富翁们是不会来松树街买房的，可是，一旦人们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似乎就想长久地住下去。查尔斯找到了心仪的房子，那是一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着农场风格的建筑。房子有三间小卧室，客厅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屋顶挡板需要重新上漆，厨房地板也需要重新铺一层油毡，但房价只有17 900美元。

在这里安家之后，安德森夫妇开始参与圣公会三一教堂的活动。看到有新成员加入信众行列，而且还是年轻人，杨牧师感到很高兴。查尔斯和杨牧师年纪相仿，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不久，查尔斯就加入了教堂理事会，然后在杨牧师的邀请下，他担任了教堂的财务主管一职。

2月中旬，吉米·安德森从医院回到家中，松树街的一些邻居带着砂锅菜和烘焙食品来家里看望他。有一位名叫凯伊·博尔斯特的女士住在相隔一个街区的格雷格大街，她跟安妮说，与她家相邻的两个家庭各有一个小男孩患了白血病。凯伊认为，这两个家庭的父母与安妮有着相同的经历，如果安妮跟他们聊一聊的话，也许能从中找到些许慰藉。其中一个男孩的母亲名叫琼·佐纳，她是凯伊所工作的美容院的常客。凯伊说，琼为人热心，性格开朗。不过，她记得琼为了给儿子治病，度过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琼的儿子名叫迈克尔，他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另一个家庭则是奈格尔夫妇，凯伊和他们交情不深，不过她听说小奈格尔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

凯伊探望完吉米之后不久，安妮就给琼·佐纳打了个电话。琼似乎很渴望有人陪伴，她邀请安妮到她家喝杯咖啡。见面的**天，她们在一起待了两个小时。安妮在离开时和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很快，两人之间的互访和电话交流就成了安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年以后，安妮回忆道：“琼和我有种相濡以沫的感觉。”

迈克尔·佐纳是琼四个孩子中*小的一个，当时正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接受治疗，他的治疗方案和吉米的方案类似。迈克尔的诊断结果比吉米早十个月，而且琼对医院里的日常事务、用药、放射疗法、不良反应等信息了如指掌，她随时可以将这些知识与安妮分享。

病来如山倒，似乎任何干预措施都无法挽救迈克尔·佐纳。*初他只是轻微咳嗽，然后病情逐步恶化，私人医生用止咳糖浆和抗生素给他治疗，但病情未见好转。有天晚上，迈克尔说他呼吸不畅，琼把他带到医院的急诊室。起初，医生们以为他患了支气管哮喘。然后，他们在迈克尔左右肺之间的纵隔位置发现了一个橄榄大小的淋巴肉瘤。随后的骨髓穿刺检查显示他得了急性淋巴性细胞白血病，与吉米·安德森患的是同一种病。

安妮觉得很奇怪，因为三例白血病发生在同一个区域，彼此间只相距几个街区。她想知道这是否是一种巧合，或者是否有某种病毒在附近传播。她记得杜鲁门医生曾经说过，有些癌症研究人员怀疑有一种病毒可能会引发儿童白血病。虽然安妮知道这种假设尚未得到证实，但她还是和卡萝尔·格雷花了很多时间探讨这个问题。

安妮还将她的看法告诉琼·佐纳。琼也觉得，三例白血病发生在同一个小型住宅区，这种情况似乎很罕见，但她并没有像安妮那样纠结于这个问题。迈克尔的病情每况愈下，这让她心事重重，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1972年6月，吉米的病情有所好转，前景乐观，迈克尔·佐纳却旧病复发。迈克尔的医生想用一种名为“阿霉素”的实验性药物来再次缓解他的病情。阿霉素有很大的毒性，要达到治疗白血病的有效剂量，很可能会导致心肌的机能变差。这种疗法的确有效，到了7月，迈克尔的病情得到了缓解。然而好景不长，在10月下旬，迈克尔体内的血小板数量仍然低得惊人，医生对他做了一次骨髓穿刺，发现25％的细胞属于淋巴母细胞。迈克尔的病再次复发，恶性循环又开始了：医生们又尝试另一种疗法，迈克尔的病情再次缓解，但他长期生存的概率并不大。

那年春天，在前往麻省总医院看门诊的过程中，安妮把佐纳家和奈格尔家的情况告诉了杜鲁门医生。她问杜鲁门：“在同一个地区出现三例白血病，这种情况是否罕见？”

身材魁梧的杜鲁门微微地弯着腰，礼貌且专注地听着安妮的话，但他事后承认，他当时并没有认真考虑安妮的问题。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白血病患儿家长往往对这种病过度敏感。每到一处，他们似乎都会遇到别人在谈及这种疾病，或者得知别人家的孩子得了这种病。在杜鲁门看来，这种心理现象并不罕见。多年以后，在法庭上作证时，杜鲁门谈到了自己对安妮的问题做出的反应：“我告诉她，基于我当时所掌握的白血病患儿数量，并考虑到沃本市的人口数量，我觉得白血病的发病率并没有增高。实际上，我忽视了她的意见。”

一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6月，沃本东部一位名叫凯文·凯恩的两岁半男孩也患了白血病，但杜鲁门依然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这名男孩的母亲在温彻斯特医院当护士，由于孩子长期发烧、皮肤苍白且烦躁易怒，她把他带到杜鲁门这里看病。两个星期前，温彻斯特医院曾用青霉素治疗过他的呼吸道炎症，但没有奏效。他的病历记录着几次呼吸道感染和耳痛反复发作的现象。在将小凯文转到麻省总医院杜鲁门医生这里的时候，温彻斯特医院在诊断结果上注明“高度怀疑”患者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杜鲁门确认了温彻斯特医院的诊断，他开始采用与“圣裘德治疗方案”类似的化疗方案对小凯文·凯恩进行治疗。患儿反应良好，四周后的骨髓穿刺检查表明他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

老凯文·凯恩与妻子帕翠西娅和四个孩子住在沃本市东部的亨利大道。亨利大道环绕着一座低矮峭壁，从峭壁上可以俯瞰阿贝霍纳湿地。从凯恩家后门向东边眺望，可以看到湿地另一头松树街上的房子，那里距离凯恩家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见橘子街，而透过街上的树木，还可以看到安德森家房子的红色屋顶板。

安妮从卡萝尔·格雷处得知凯恩家孩子的病情。卡萝尔的儿子14岁，他每天下午沿着亨利大道派送《沃本每日时报》（Woburn Daily Times）。1973年夏天，卡萝尔的儿子沿街派送报纸时听说凯恩家的一个孩子患了白血病。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而卡萝尔马上就打电话给安妮。她对安妮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又一个白血病病例浮出水面，安妮开始把一些想法记录下来。她列了一个清单，把自己了解到的患儿姓名、家庭住址、年龄和她所知道的诊断日期写在一本活页笔记本上，这是她做的**个这样的清单，以后还会做很多个。

每个病例有着共同的病因，这一想法在安妮脑海中挥之不去。“水和空气是我们所有人都在用的东西”，几年后，安妮在书面证词中说道，“这里的水质很差。我认为，可能有一种白血病病毒在水中传播。这里的水味道一直很怪，颜色不正常，气味也不正常。有时候水质特别差，尤其是夏天，几乎无法饮用。我母亲会在周末从萨默维尔带一些水到我们家，大约三夸脱①[1]，我们把它用作饮用水。在其他时候，我们只能使用自来水，但必须用萨勒斯甜浓缩汁、橘子汁、咖啡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来掩盖水的臭味，即使这样做，水的臭味还是无法掩盖。自来水把洗碗机搞坏了；门被水腐蚀了，需要更换；碗碟架也垮了；厨房洗碗槽和浴室洗脸台底下的水管经常漏水；家里所有的水龙头都需要更换，浴室的水龙头不断滴水。似乎每解决一个问题，很快就会冒出另一个问题。”



饮用水是白血病的元凶吗？
早在吉米确诊之前，安妮的左邻右舍就开始谈论饮用水的问题了，就像人们谈论天气一样稀松平常。天气是不受人力掌控的，同样，虽然人们一直想解决饮用水的问题，但似乎总是束手无策。

卡萝尔·格雷是在1961年搬到沃本市的，那时候，这里的水并无异常。可是，到了1965年，也就是安妮和查尔斯刚好搬进他们位于橘子街的房子时，沃本东部的居民们开始注意到水质的变化。“你有没有觉得水的味道怪怪的？”搬到沃本后的**个夏天，安妮问卡萝尔，“或者只是我觉得有问题？”

如今回想起来，水质的变化显然始于1964年11月。那时候，沃本市启用了一口新水井，开始向市里的自来水系统供水。这口水井被称为“G号井”（在过去的40年里，A号至F号水井都是在沃本市中心钻凿的），G号井钻凿于阿贝霍纳河东岸的沼泽地，距离松树街居民区北部只有0.5英里。一万两千年前，冰川覆盖的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了一条河谷，而G号井正好打在这条古老的河谷上。千百年来，河谷里堆满了砾石、沙子和淤泥，当初那条波涛汹涌的古老河流已经变成了如今温顺的阿贝霍纳河。河水下面，布满沉积物的河谷发挥了海绵的过滤作用，形成了一个地下水库。

尽管G号井已经投入运营，但沃本市还是需要更多水源。市政官员不想从马萨诸塞州城区管委会那里购买饮用水。勘探结果表明，阿贝霍纳河地下水含水层水量丰富，而且钻井成本并不高。于是，市政府在距离G号井300英尺的地方又打了另一口井，名为“H号井”。1967年，在G号井投入运营三年后，H号井也开始供水了。虽然这两口井都与沃本市的主供水管道相连，但它们只为沃本市东部的家庭和一小部分北部及中部的家庭供水。

惠特曼－霍华德公司是一家工程公司，沃本市政府聘请该公司负责这两口水井的选址和钻探工作。工程负责人曾向沃本市长称赞，说沃本的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认为，能够在沃本东部发现优质的地下水源，这是本市居民的福报。”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L.E.皮滕德莱在给市长的信中写道，“这一供水系统建成后，将有助于解决本市的用水问题。”

事实证明，皮滕德莱这一说法大错特错。从G号井和H号井开始钻探那一刻起，沃本市的用水问题变得真正严重起来。

1967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卫生署打算以“水体细菌质量不达标”为由关闭这两口井。市民提出了抗议，州卫生署只好让步，允许这两口井继续运营，前提是市政府要持续地对水体进行加氯消毒。

1968年4月，沃本市政府开始对井水进行氯化处理。那年春天和夏天，沃本东部的居民打电话给市政工程和卫生部门，投诉自来水的口感和气味不对劲，水质污浊并带有铁锈色。“这水明显有一股漂白粉的味道，”一名愤怒的居民写道，“为什么我们喝不到与沃本其他区域一样的水？”来自沃本东部的一位女士向《波士顿先驱旅行报》（Boston Herald Traveler）的每日专栏“乔哥在行动”写信投诉水质问题。还有一些居民写信给《沃本每日时报》,抱怨说“这里的水根本无法饮用，水质太硬，还有一股浓烈的化学品味道”。

沃本市议会委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展开调查。市政工程师告诉委员会，市民们之所以抱怨，是因为氯气产生的异味，而在水中加入氯气是为了杀菌。铁锈色则是因为水中的铁锰含量较高，氯元素恰好促使铁和锰沉淀析出。这位工程师向委员会保证，这两口井的水绝对安全，完全可以饮用。

沃本东部的一群居民并未理会这种保证。1969年春，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想迫使市长关闭G号井和H号井。当年8月，他们给市长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而到了10月，因为已经过了夏季用水高峰期，所以市长关闭了这两口井。次年春天，市政工程师又让人开井供水。对自来水异味的投诉又卷土重来，用沃本东部市议员杰拉德·玛哈尼的话说，这些投诉犹如“决堤之水奔涌而出”。那年夏天，天气炎热干燥，沃本抽水站的工程师宣称自来水“绝对安全”。到了1971年1月，旱情的风险过去之后，这两口井再次被关闭。四个月以后，也就是1971年5月，水井再度开始供水。市议员玛哈尼告诉《沃本每日时报》，他接到了“无数的投诉电话”，抱怨“自来水恶臭难闻”。玛哈尼说，“居民们已经连续四年被迫饮用和使用这种自来水”。在开启水井九天后，玛哈尼又找人把井关闭了。但是，过了一个月，也就是1971年7月，市政工程师又让人将这两口井重新投入使用。

这种循环似乎没完没了。安妮·安德森打电话给市卫生署和市政工程部门进行投诉，卡萝尔·格雷、凯伊·博尔斯特和其他朋友也进行了电话投诉。“今天你打过电话了吗？”他们相互询问道，“他们怎么说？”

“他们的回答千篇一律，”安妮回忆道，“他们说，水质不存在任何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对水质进行过检测，结果是合格的。我觉得，他们的答案*终还是一样。邻居们会相互谈论这件事，相互打电话通气，每个人都把自己听到的消息告诉大家。”

1972年夏天，也就是吉米·安德森确诊六个月后，位于沃本市中部的水库水位突然下降，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市政工程负责人要求沃本市民节约用水，并要求市民主动遵守禁令，不进行洗车和浇灌草坪等活动。如有违反，他将会重新开启去年冬天一直关闭着的G号井和H号井。这名负责人的威胁起作用了。那年夏天，这两口井一直都没有被使用。安妮一门心思照顾着吉米，而且她家的自来水似乎比以前干净了，所以她就没有再惦记这件事。1973年春，这名负责人再次警告沃本市民要节约用水，但由于当年旱情严重，他不得不在8月开启了G号井。

查尔斯·安德森在GTE担任计算机分析师，工作表现很出色。他要经常出差，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出差对他来说更是一种解脱。安德森家的生活似乎在围绕着生病的吉米转。吉米日渐消瘦，身材与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符，他很依赖自己的母亲。在安妮眼里，儿子太脆弱、太可怜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他。确诊两年后，吉米要去读书了。由于他长期接受化疗，头发已经变得稀疏，还出现了秃斑，于是安妮给他买了一顶假发，但她还是担心别的小孩会嘲笑他。有时候，吉米会因为看门诊或身体不舒服而缺几天课，而更多次的缺课是因为他不想去上学，所以央求母亲让自己待在家里。安妮一般都会答应吉米的请求，查尔斯则反对这种特殊待遇，他希望儿子尽量过正常人的生活。事实上，吉米身边没有任何朋友，安妮是他如影随形的伙伴，她和吉米之间培养出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吉米会亲吻和拥抱母亲，而且经常要求她抚摸自己，甚至长大了也是如此。每天晚上，他都要跟安妮和查尔斯睡在一起。从确诊时起，他就形成了这个习惯，但长大后并没有改过来。

布鲁斯·杨经常开车送安妮和吉米去麻省总医院。他并不介意路远，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作为牧师的职责之一，而且他很喜欢跟约翰·杜鲁门和医院里的护士聊天。安妮与儿子之间的关系让杨牧师感到好奇。“他们彼此依赖，甚至到了排斥身边其他人的程度。”多年以后，杨牧师回忆道，“安妮以吉米得了重病、需要她照顾为名，切断了与其他人的联系。对她来说，绝对有必要找出孩子如此病重的原因。有些东西在折磨着她儿子，她要找到一个敌人，一个可以宣泄愤怒的出口。”

查尔斯倾听着妻子的猜测。对于白血病与水质之间的联系，起初他也觉得可疑，而随着安妮变得越来越固执，他开始怀疑妻子这一猜测的真实性了。他对安妮说，水质问题不是秘密，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包括公共卫生署、市议会和市长。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自来水很难喝而且有颜色。每当安妮认定是水质问题导致吉米患上白血病时，查尔斯都会告诉她这是在胡思乱想。“如果问题出在饮用水上面，难道其他人会不知道吗？”查尔斯问她。

早在查尔斯失去耐心、不愿再听她“胡言乱语”之前，安妮就可以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来，这个话题多么让他愤怒。可是，她还是忍不住旧调重弹。

“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有一次，在他们驱车前往洛厄尔探望朋友时，她问查尔斯。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知道一些连卫生署都不知道的事情？”他说，“如果存在问题，我相信杜鲁门医生会知道的，他已经治疗过几十起这种病了。”

一路上，他们争吵不休。到洛厄尔的时候，两人都铁青着脸，嘴唇发白，几乎整晚都没有跟对方说过一句话。

查尔斯觉得，安妮认定水质是白血病的元凶，这种幻觉已经变成了具有破坏性的妄想。他告诉布鲁斯·杨，这件事已影响到他们的婚姻。他问牧师是否能帮忙劝一下安妮：“您能让她明白其中的道理吗？”

之前，在开车送安妮去波士顿的路上，杨牧师经常听安妮谈论她的水污染理论。通常他只是个倾听者，但现在，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干预这件事了。有一次，杨牧师开着他那辆沃尔沃轿车送安妮去波士顿，安妮又提起水污染这个话题。杨牧师告诉她，自从他买了汽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的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沃尔沃轿车，但那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认知上的错觉。周围沃尔沃轿车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只不过他对沃尔沃的敏感度更强了而已。他向安妮暗示，在白血病这个问题上，安妮也经历了同样的状况。

“我尽量避免一直谈论这个问题，”几年后，安妮在作证时说道，“我知道我丈夫是怎么看我的。他觉得我在意气用事，是一个情绪失控的母亲。在杜鲁门医生面前，我想尽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很有耐心。我会告诉他：‘当我站在门廊的时候，我会看到那些孩子患有白血病的家庭。’他认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活了下来，所以我才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白血病病例。”

杜鲁门并不反对安妮提出的质疑，但他也没有鼓励她这样做。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倾听着。“从一开始，她就和大多数母亲一样，询问所谓的白血病起因，”杜鲁门说，“人们很容易从周围的环境中为自己的看法找证据，我是这么认为的。”

每当安妮敦促杜鲁门做出回答时，杜鲁门会告诉她，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儿童白血病与外界因素有关联。他回忆说：“我敢肯定，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谈论过十几次了。有好几次，她说沃本的水质和空气有问题，并问我这两个因素是否与白血病有关。”

安妮也意识到，她太过执迷于寻找白血病的致病原因：“我真的很想相信水质没有问题，但这件事总让我感到烦恼，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水质不佳是一个事实，真的有如此多孩子患上了白血病。”

根据“圣裘德治疗方案”，在1975年2月之前的三年时间里，吉米·安德森接受了一个维持性化疗治疗方案。2月21日，骨髓穿刺检验证实，他体内已经没有淋巴母细胞，于是化疗终止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着，安德森一家相当乐观。吉米还是很瘦小、体重很轻、脸色苍白，就像一尊瓷器雕像一样脆弱，但似乎很有治愈的希望，成功率高达50％。

1975年9月15日，也就是维持性化疗停止七个月后，吉米到麻省总医院血液科进行了常规门诊检查，杜鲁门注意到吉米的血小板数量下降了，这令人感到不安。他让吉米做了一次骨髓穿刺检验，但这次检验没有定论。吉米身上又出现了淤青，杜鲁门怀疑他的病情提前复发了。他又进行了第二、第三次骨髓穿刺。到了11月，吉米身上出现了瘀斑，而且开始流鼻血。第四次骨髓穿刺显示，他体内的淋巴母细胞数量达到了44％，可以肯定这是旧病复发了。杜鲁门非常沮丧。他坚信自己能再次缓解吉米的病情，但就算他做到了，他也知道这种缓解可能只是暂时的，完全治愈的希望十分渺茫。

吉米·安德森开始接受另一种治疗方案。安妮觉得儿子已经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她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在与医生护士打交道时，她的语气开始变得尖锐。有时候，杜鲁门也成了她的出气筒。

1975年11月，每个白天和绝大多数晚上，安妮都留在医院里陪吉米。她经常跟儿子睡在病床上。有一天，天气异常温暖，她独自倚在医院走廊尽头的窗边，俯瞰着波士顿建筑物的屋顶。这时候，一位女士从附近的一间病房来到走廊。她的岁数比安妮大，头发灰白，脸上布满悲伤。她走近安妮，没头没脑地说：“一个小孩刚得白血病死了。”安妮已经感到筋疲力尽，她自己的孩子已经危在旦夕，她根本没有精力去同情别人，甚至都不想敷衍了事地劝对方节哀。她多么希望这位女士能把她的故事告诉那些自家孩子在等待疝气手术或骨折手术的人，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位女士（安妮后来觉得她是患儿的祖母）已经心神错乱，她迫切地想找人倾诉，却没有注意到安妮冷漠的反应。她开始漫无边际地唠叨起来。她说，刚去世的是个男婴，姓里雷，他是突然得病的，家住沃本市。



我们在天堂的左手拐角处再见
时光回到布鲁斯·杨刚来到圣公会三一教堂的那年夏天。那时，唐娜·卡纳只有16岁。在卡纳家的四姐妹中，唐娜长得*漂亮。她有一头浓密乌黑的秀发，笑起来的时候脸上会有小小的酒窝。在男孩子面前，她总是表现得慵懒、多疑，以表明她不会因任何事物感到惊喜。她觉得这种态度可以掩盖自己的羞涩。

唐娜很快就迷恋上了新来的杨牧师。这个小教区的所有姑娘似乎都很喜欢他。虽然他穿着有硬白领的牧师服、黑色衬衫和旧得发亮的黑色外套，但唐娜发现他一点都不拘谨或做作。她觉得杨牧师并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喜欢抽烟，在私下交谈中，他偶尔也会说脏话，似乎是为了显示自己虽是神职人员，但从不装腔作势。

居住在沃本市北部的卡纳一家不太注重信仰之类的哲学问题，但是每逢周日，他们都会准时去圣公会三一教堂做礼拜。杨牧师和妻子生下他们的**个儿子之后，唐娜·卡纳对杨牧师的青涩爱恋便无疾而终了。读高中时，唐娜终于在某个周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初恋。有一次，她和姐姐前往波士顿旅行，途中遇到一个英俊的男生，双方交谈甚欢。这个男生名叫卡尔·罗宾斯，来自亚拉巴马州，是一名海军士兵，驻扎在波士顿，他对唐娜一见钟情（后来他是这么对她说的）。之后，卡尔·罗宾斯到沃本来拜访唐娜的父母，很快成为卡纳家周末的常客。在唐娜19岁那年，也就是她高中毕业两年后，她和卡尔决定结婚。唐娜在沃本的通用铝业公司做记账员，存了点钱，而卡尔从军队退役后找了份电焊工的工作。杨牧师在三一教堂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并参加了随后在卡纳家举行的欢庆活动。

婚后，唐娜和卡尔在梅因大街一幢稍显老旧的廉租楼一层租了一套三居室公寓。他们的家位于沃本市东北部，距离市中心约一英里。唐娜继续做她的记账员。夫妻俩的收入尚可，偶尔出去应酬。他们买了几件新家具，放在租来的房子里，希望以后能买下这套公寓。两年后，即1972年3月，布鲁斯·杨为唐娜的**个孩子施了洗礼。唐娜给孩子起名卡尔·罗宾斯三世，不过，从出生那天起，大家都管他叫罗比。

罗比长得胖乎乎、肉嘟嘟的，很可爱，性格温和。但是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麻烦不断。在一岁以前，罗比就经常耳痛，唐娜带他去看了七次医生。耳朵的炎症导致罗比的鼓膜穿孔，剧烈的疼痛使他在夜里无法入睡，一直哭闹不止。除了耳朵有问题之外，罗比还饱受皮疹之苦，他患上了湿疹和原因不明的皮炎。根据医嘱，唐娜在儿子身上涂了护肤霜、软膏和药膏，但皮肤病总是反复出现。孩子疾病缠身，卡尔和唐娜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卡尔会帮忙照顾罗比，但他要早起上班，而孩子的哭声让他整晚都睡不着。从怀上罗比时起，唐娜就辞掉了工作，给罗比治病的很多小开销逐渐累积成了一大笔债务，这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他们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而这套三居室公寓也让他们开始觉得拥挤不堪。

在此期间，唐娜又怀孕了。她把自己的婚姻问题告诉了妇科医生，医生建议她和卡尔去找家庭咨询师寻求建议。卡尔似乎很愿意接受咨询。**次咨询过后，唐娜觉得他们是有能力解决婚姻问题的。1975年，也就是婚后第六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凯文出生了。卡尔还是努力帮唐娜照顾孩子，现在，他们觉得公寓更狭小了，而且债台高筑。“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多年以后，唐娜在作证时回忆道，“我们的生活总是摇摇欲坠，但真正压垮我们婚姻的*后一根稻草，是那年夏天罗比患的重病。这件事发生在1976年7月，那年他四岁。他说自己的腹股沟很疼，然后就突然不能走路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他还发高烧，体温达到101华氏度①[2]。我带他去看儿科医生，医生送他去医院做了X射线检查。”

医院*初以为罗比患了儿童类风湿性关节炎，但是检查结果否定了这种推测。沃本市乔特纪念医院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认为，罗比的左髋关节可能受到了感染，他建议抽取一些关节液，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抽样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感染迹象。尽管如此，这位医生还是主张抽干罗比髋部的积液，唐娜同意了。罗比就在那年夏天做了手术。

罗比康复得很缓慢。当他重新开始行走时，步履蹒跚，只能踮着左脚脚尖走路。为了迈动悬垂着的左脚，他必须抬高膝盖。他还是觉得疼痛，而这次疼的是右髋关节。疼痛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甚至无法在床上翻身。医生们又给他做了几次检查，但罗比又开始说膝盖、肩膀和脖子都很疼，他再也无法行走。很快，他几乎连动也动不了了。到了1976年9月，乔特纪念医院将罗比的病症暂时诊断为儿童类风湿性关节炎，把他转到了位于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医疗中心。医生们为罗比的跛足、左腿和左髋部的疾病感到惊愕，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不过，他们一致认定，这些症状显然不是罗比病症的关键所在。很多医生都给罗比做了检查，但没人能找到病根。

“我真是吓得半死，”谈到当时的情形，唐娜说，“我不知道罗比到底怎么了。有一个周末，我丈夫开着摩托车出去玩了，而当时正是我*需要他在家陪两个孩子的时候。但是对他来说，外出度周末比帮我带孩子重要得多。罗比的病情已经够让我担心的了，所以，我根本无暇去处理我们的婚姻问题。我决定向法院申请分居。”

那天是1976年10月12日。第二天，也就是罗比**次说髋骨疼痛的三个月之后，新英格兰医疗中心的医生们发现他脾脏肿大，白细胞数量减少，外周血液的不成熟细胞（即淋巴母细胞）比例很高。在给罗比做了骨髓穿刺之后，医生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罗比的确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唐娜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陪罗比度过的。她没有去教堂做礼拜，但她母亲把罗比的诊断结果告诉了杨牧师。随后，杨牧师驱车前往新英格兰医疗中心去探望唐娜和罗比，询问唐娜，医生们是否提及罗比得白血病的原因。唐娜说没有提到过，他们只是说没人知道白血病的致病原因。可以这么说，得这种病是天意。

杨牧师问唐娜，她是否觉得自来水可能是导致罗比患病的原因之一。尽管唐娜也知道水质很差，但这个问题还是让她大吃一惊。她丈夫从一开始就抱怨沃本的自来水味道不正。他常把自来水放到冰箱里，因为他觉得经过冷藏之后，水中的怪味和化学试剂的味道都会减弱。唐娜也试过把冷冻的浓缩果汁和冰茶加入饮用水中来掩盖那股味道。唐娜和卡尔手头从未宽松过，所以她只能省吃俭用，经常买大盒装的奶粉，然后用自来水来冲泡。当然，罗比也会喝这样的水。每当自来水十分难闻时，她会先把水煮开，然后再冲奶粉。然而，她并没有想过自来水跟罗比的病有关系。

她满脸疑惑地看着杨牧师，说：“你知道些什么吗？”

牧师耸耸肩，答道：“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随口一说。”

唐娜经常看到安妮和查尔斯带着三个孩子去教堂做礼拜。当然，她也知道吉米·安德森患有白血病。但在吉米确诊后的三年里，她从来没有跟安妮说过话，因为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觉得向别人表达同情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她担心自己词不达意，让别人以为她好管闲事。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娜就更觉得自己没什么机会与安妮聊天了。

罗比确诊一个月后的某个周日上午，在圣公会三一教堂，安妮主动向唐娜走来。安妮对唐娜的遭遇表示同情，并告诉唐娜，她理解唐娜正在经历的一切。她说，不久前，她的儿子吉米差点就没命了。安妮还说，如果唐娜需要找人谈心，随时都可以找她。

唐娜站在教堂的门阶上，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从那天起，安妮和唐娜经常互通电话，讨论治疗的细节、药物、放射疗法、不良反应、血细胞数量和主治医生等信息。罗比由于化疗而脱发，医院推荐了波士顿的一家假发店，唐娜便带他去那儿买假发。化疗让罗比感到恶心难受，当他们在假发店选购时，罗比开始呕吐，这让店员很生气。唐娜原本是为了安慰罗比而带他来买假发的，结果却以受到屈辱收场。她给安妮打电话也说了这件事。很多时候，往往还没等到唐娜开口，安妮就已经知道她的想法。

到了1977年2月，随着罗比的病情有所缓解，新英格兰医疗中心的医生们开始解决他左腿的问题。他们对罗比进行了神经传导方面的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坐骨神经在乔特纪念医院的那次手术中受到了损伤，导致屈肌瘫痪，形成一种所谓的“足下垂”状态。他的腿脚肌肉已萎缩，左脚比右脚短了一英寸（1英寸=2.54厘米，下同）。医生告诉唐娜，神经损伤可能是永久性的，但是，为了防止肌腱和肌肉进一步萎缩，唐娜每天晚上都要给罗比打石膏。白天，罗比的腿上要戴矫正用的金属支架，还要穿着特制的厚皮鞋子，以承受这身怪异的装备。唐娜不得不靠政府救济金过日子。这双鞋价格很贵，并且不在医疗补助制度①[3]的报销范围内，因为严格来讲，买鞋的费用不属于医疗费用。唐娜平时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一点点钱用来犒劳罗比，比如住院时使用付费电视，或是在每周前往波士顿看门诊时到餐馆饱餐一顿。

有一次，唐娜带罗比到医疗中心就诊。一名骨科医生端详着罗比的腿，遗憾地摇摇头。他对唐娜说：“这事本来不应该发生的。”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唐娜问道。

这位骨科医生说，他怀疑罗比的髋骨从来没出过问题，根本没有必要做这样的手术。况且，即使罗比的髋部受到感染，他的坐骨神经也不会在一次简单的引流手术中受伤。“如果我是你的话，”这位医生建议说：“我也许会考虑起诉那个家伙。”

对于这次失败的手术，唐娜越想越生气。*终，她打电话给自己认识的唯一一位律师。这位律师来自沃本市，曾为她打过离婚的官司。她觉得他在离婚案上表现优异，而且收费合理。他在梅因大街上有一间小办公室，离圣公会三一教堂不太远。这位律师告诉唐娜，他不打医疗事故官司，但他知道波士顿有一家名为里德与马利根的律师事务所，他认识那里的一位擅长打这种官司的律师。

一周后，唐娜带上罗比驱车前往波士顿去见约瑟夫·马利根。唐娜称呼他为“马利根先生”，而马利根则坚持要她直呼其名。马利根体格健壮，身高超过6.5英尺，体重达到300多磅（1磅＝0.4536千克，下同）。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跪在地毯上，直接跟罗比聊天。很快，他就把罗比逗得哈哈大笑。唐娜立刻对马利根产生了好感。在他们**次见面快要结束时，马利根告诉唐娜，他觉得很有信心打赢罗比这件案子，但他要听听其他两位医生的意见。唐娜有点犹豫地问起费用问题，马利根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不收你的钱。”他解释说，他会预付所有诉讼费用，无论唐娜*终获得多少赔偿，他只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金额抵作律师费。马利根说，他的律师费通常是赔偿金额的三分之一，但鉴于唐娜的情况，他只收取赔偿金额的四分之一。

几周过后，在马利根的安排下，两位医生对罗比的病情做了评估。这两位医生的其中一位是骨科医生，另一位是神经科医生。唐娜会定期给马利根打电话，给他留口信，而他通常会在一两天之内回电话。马利根会向唐娜保证说，他并没有忘记她。他告诉唐娜：“这些事情需要时间。”

两年过去了。在此期间，罗比的病情不断缓解。唐娜开始在三一教堂当记账员。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但可以让她不用一直待在公寓里。通常罗比、凯文和她一起去教堂上班。罗比现在已经读小学一年级了，他很喜欢上学。尽管他的脚跛得很明显，可他还是很合群，很容易和同学们交朋友，他还参加了幼童军。在诊所，他深受医生和护士欢迎，他们常在病历表上给他写下“可爱”和“开心果”等评语，说他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孩子。由于服用药物，他经常头痛、恶心、反胃，但即使遭受到这样的折磨，每当医生问他胃部是否舒服时，他仍然会说：“我感觉很舒服！”

1979年，也就是确诊三年后，罗比的白血病开始复发。他的主治医生想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治疗方案再次缓解他的病情，但这个方案失败了。他们又尝试了第三种方案，终于成功了，可罗比的病情还是继续恶化，身体每况愈下。这两次治疗折磨了他两个月时间。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罗比一直在养病。有一次，医生在对他进行常规血检时，发现他的白血病第三次复发，而这也是他*后一次发病，那年他9岁。尽管唐娜不想接受这一事实，但罗比的命肯定是保不住了。

杨牧师在医院里陪伴了唐娜和罗比很久。“布鲁斯让我更了解上帝，”唐娜说，“我一直无法相信上帝会如此残忍，让罗比受这样的苦。但布鲁斯让我意识到，我们都要去往一个使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方。过去，每当我带罗比去百货商场，我会告诉他，如果我们两个失散了，他应该在左手的转角处等我。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他曾对我说过：‘我们在天堂的左手转角处再见。’”

罗比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在他第26次，也是*后一次前往新英格兰医疗中心时，医生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化疗，以遏制淋巴母细胞的产生并减轻他的痛苦。骨痛在不停地折磨着他，这种症状在白血病患者中是很常见的。药物不再奏效，这导致罗比骨髓中的白血病细胞数量以惊人的速度成倍增长。他已经到了白血病晚期，也是疾病急剧恶化的时候。吗啡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痛苦，但到*后一段时间，连麻醉药也失效了。罗比对唐娜说，他想早点离开人世，这样就不用再受煎熬。

唐娜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她找了张行军床，睡在罗比的病房里。杨牧师经常来探望他们。唐娜的母亲和姐姐们也经常来。罗比经常产生错觉或幻听，这时候，唐娜会轻抚他的手臂和额头，柔声细语地跟他说话。她在罗比身边连续守候了36个小时，直到困得睁不开眼。罗比是在早上8点去世的，当时，唐娜正在医院的休息室熟睡着。她曾经想在罗比去世时陪在他身边，她以为孩子还能多活一天。

罗比去世一年后，在1980年6月底一个炎热的下午，唐娜站在德莫拉斯超市的收银台旁边排队，手里拿着半加仑（1加仑＝3.7854升，下同）牛奶，这瓶牛奶是她当天上午买的，现在已经变质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名30岁出头的金发男人，他面带倦容，脸色苍白，有黑眼圈，整个人没精打采地站着，手里也拿着一盒牛奶。他注意到唐娜和她的牛奶。

“牛奶变质了？”他笑着问道。

唐娜点头，也对着他笑了一下。这男人面容和蔼，似乎想找人聊天。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他指了指手里那盒变质的牛奶，说道，“我孩子住院了，我陪了他一周。”

“啊？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唐娜说，“他怎么了？”

“他得了白血病。”那名男子说。

他们站在超市里聊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名叫理查德·奥菲耶罗，是一名长途卡车司机，在五月花搬家公司工作。不过，那年夏天，他几乎没怎么开车，因为他两岁的儿子贾罗德生病了。他和妻子劳伦在卡门特雷斯租了一套公寓，那里是沃本市东部松树街区的一个死胡同。唐娜向理查德诉说了儿子罗比的病情。她还告诉理查德，距离卡门特雷斯不到三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有一位女士名叫安妮，她的孩子也患了白血病。在分别之际，唐娜对理查德说：“如果你想找个人聊聊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也就是1980年9月，唐娜听说理查德·奥菲耶罗的儿子去世了。小奥菲耶罗（即贾罗德）是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治疗白血病的。9月的某个周日下午，劳伦·奥菲耶罗致电医院，接电话的是一名护士。劳伦告诉护士，她很担心孩子的病情。贾罗德总是昏昏欲睡，反应迟钝。“他发烧吗？”护士问道。劳伦说他不发烧。护士叫她不要过分担心，她对劳伦说：“周一早上带他来看门诊吧。”

周一早上，贾罗德的呼吸变得微弱，劳伦无法叫醒他。奥菲耶罗夫妇慌忙把他抱到车上，顺着93号公路往南开向波士顿。快到萨默维尔出口的时候，抱着贾罗德的劳伦说：“噢，天啊，我感觉他已经没有呼吸了。”理查德把车停在高速路边，开始对儿子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他连续做了好几分钟，但没能让孩子苏醒过来。于是他重新上高速，迅速往萨默维尔出口开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支消防队。消防队员用急救车把贾罗德送往*近的麻省总医院，并在一路上不断地尝试着抢救孩子。可是，当他们到达医院的时候，贾罗德已经死了。







“我回不了家了”
*近，查尔斯·安德森获得了一个升职机会，前提是去多伦多工作。他对安妮说，他想接受这个工作机会，希望安妮和孩子们能跟他一起去多伦多。

安妮说，吉米现在的状况不适宜搬家。

“多伦多又不是什么穷乡僻壤，”查尔斯说，“那儿也有好医生。”

1980年夏，在一起19年之后，安妮和查尔斯分居了。安妮和孩子们留在了沃本。

那一年，吉米已经11岁。由于体弱多病，他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学。不过，自从五年前白血病复发之后，他的血细胞数量一直保持稳定。安妮坚信，再过一段时间，吉米肯定会痊愈的。

然而，那年夏末，杜鲁门医生注意到吉米的血小板数量和白细胞数量都在下降。骨髓穿刺检查显示，其体内未成熟细胞的细胞核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尽管这不是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典型特征，但杜鲁门医生还是担心吉米的白血病正在复发。他又给吉米做了两次骨髓穿刺检查，还是无法得出结论。到了11月，他发现吉米骨髓中的血细胞数量急剧下降，这种情况被称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虽然白血病没有复发，但如果骨髓无法正常造血，他仍然难以保住性命。

杜鲁门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状况，这让他感到迷惑不解。他立即停止了化疗，并给吉米注射同化类固醇药物，希望以此刺激骨髓制造血小板和白细胞。但这种方法毫无效果，吉米的病情每况愈下。杜鲁门又采用了一种未经验证的治疗方法，他给吉米注射一种名为ATG的化合药物。“那种方法也失败了，”后来，杜鲁门在法庭上回忆道，“孩子的出血症状越来越严重，体内起保护作用的正常白细胞已经完全消失，他的身体已经被严重感染。”

1980年12月22日，安妮打电话给沃本市消防局，请他们用急救车将儿子送到麻省总医院，她说吉米的鼻子和嘴巴流血不止，而且伴有尿血。当急救人员把吉米抬到担架上时，一名消防队员问安妮：“你儿子是约翰·杜鲁门的病人吗？”

安妮惊讶地问他：“你怎么知道的？”

“我的儿子也是患白血病去世的，当初给他看病的就是杜鲁门医生。”

在之前的聚会上，安妮从未见过这人。她问：“请问你怎么称呼？”

“我叫约翰·里雷。”这名消防队员回答道。

安妮听说过这个名字。她回想起6年前，就在吉米病情**次复发那天，她在医院走廊里遇到一位心神错乱的老妇人。这位老妇人告诉她，有个叫麦克·里雷的男婴刚刚因病去世。

在医院大量输血之后，吉米·安德森的失血症状得到了控制，但并没有完全停止流血。已经12岁的吉米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我就要死了，”在*后一次住院的第八天，他幽怨地对母亲说，“上天太不公平。我要死在这里了。”

那几个月，伴随他的疼痛开始无休无止。他一直在打冷颤，口鼻流血不止，并伴有耳鸣和视力模糊等症状。他还说肚子痛得厉害。如果护士没有及时把止痛药送过来，他就会主动要求吃药。“难道你不明白吗？”他冲着护士大喊：“我真的要吃药。”

第二天，吉米情绪低落。护士想劝他下床走走，他却一直在说：“我回不了家了。”安妮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她偶尔会到自助餐厅吃点东西，但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癌症患者病房里。查尔斯·安德森从多伦多回到波士顿陪伴儿子和安妮。到了1981年1月中旬，吉米已经病入膏肓了。“持续的间歇性发烧，”护士在他病历上写道，“孩子的母亲时常陪在身边，母子俩都很疲惫。吉米一直在问：‘为什么我会这样？’”

1981年1月18日早上，吉米离开了人世。五天之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署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沃本癌症发病率与环境危害》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就源自一年多以前杜鲁门医生打电话给疾控中心的克拉克·希思之后所做的调查。

该报告确认沃本东部确实出现了不少白血病病例，报告中这样写道：“对确诊患上白血病的居民进行分析后发现，沃本东部地区白血病病例高度集中，其发病率比预期至少高7倍。而在沃本其他地区，儿童白血病的发病率并没有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多少。”

撰写报告的人说，他们还无法在受污染的饮用水和儿童白血病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但他们有理由怀疑两者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尽管目前尚不明确G号井和H号井中的污染物是否为诱发白血病的元凶，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沃本市的供水系统中发现了有机污染物。”该报告指出，“在这些儿童白血病病例可能的关键致病期”，这两口井一直处于“使用状态，而且它们主要为沃本东部居民供水”。

报告撰写人还说，这两口井的污染源目前仍不得而知。美国环保署试图调查污染的源头，但这项工作非常耗时且花费巨大，至少要花一年或更长的时间。



第４章　第11条规定
**次听证会
当齐思曼将沃本案从马萨诸塞州法院转移到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时，案子的卷宗被送到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约翰·W.麦考马克联邦大厦14楼的民事法官办公室。那一年，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总共受理了4811起民事诉讼案，沃本案便是其中之一。法院书记官将这些案子随机分配给九位主审法官，这种随机分配方式旨在防止律师刻意挑选法官。之所以会挑法官，是因为律师们认为某些法官可能会对他们有好感或对他们的案子有恻隐之心。

在分配沃本案时，这名书记官从民事侵权类卷宗顶部拿出一个密封的牛皮纸袋，里面有九位主审法官中某一位的名字。他撕开纸袋，从袋中倒出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W.J.斯金纳”。

当时，斯金纳法官手头上已经积压了500多个案子。每个月的随机抽选都会给他新增二三十个新案子，其中绝大多数案子在审理前就能达成和解。通常情况下，斯金纳法官会在庭前会议上与双方律师见面，并扬言要提前开始庭审，如此一来，双方律师才会同意和解。为了减少积压的案件，斯金纳法官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斯金纳也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他56岁，头发已经花白，一双蓝色的眼睛在牛角框眼镜后显得黯淡无光。在法院里，他是一个极其公正和讲究礼仪的人。他称呼自己的妻子为“斯金纳夫人”。有一次，一位书记官直呼其名“西尔维娅”，结果被斯金纳狠狠地瞪了一眼。在波士顿的法官当中，他以勤勉和公正而闻名，不过，他的急性子和暴脾气也是人尽皆知的。“打起精神，赶紧把案子结了，”他会这样提醒双方律师，“你们的手下可以去图书馆慢慢查资料，但我不会延迟判决时间。”有一次，两名律师立案证据不足，斯金纳便勒令他们去审判实践研习班上课。他会用手使劲拍打着审判桌，并且以威胁的口吻说：“好了，到此为止！没工夫跟你们耗下去了。”

斯金纳热衷于打网球，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爬15层楼到办公室，因为这样有益于心血管健康。他驼背严重，如果不是身体残疾，他应该拥有一副高大魁梧的身躯。1948年，也就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那年，他因腰椎间盘变形而做了脊柱融合手术。从那时起，他走路时膝盖会弯曲，腰背部会前倾。他要向上伸脖子才能看见前面的路，仿佛在背着隐形的重物。

斯金纳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无法深入了解法院分配给他的每一桩新案子，但沃本案不同。他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沃本地区白血病集中高发的报道，也了解到施利希特曼已经提起了诉讼，他甚至在晚间新闻里见过施利希特曼。他觉得施利希特曼在庭外发表言论的这种做法有点越界，但这是律师业监察委员会需要关注的事情。斯金纳还记得，在三年前的一次庭审中，他就见过这位身材高瘦、面貌清癯、做事认真的律师。那时候，他非常欣赏施利希特曼，判决结果当然也向着施利希特曼。在那起案件中，施利希特曼代表蚌壳联盟提起诉讼，该组织抗议政府将核反应堆的堆芯运往锡布鲁克发电厂。这个联盟的成员打算在索尔兹伯里市中心举行一次游行，于是，他们到市行政委员会申请游行示威许可证。按照惯例，这种许可证一般都会发放给游行群体，比如退伍老兵举行的游行或是在哥伦布纪念日举行的游行，但警察局局长拒绝了蚌壳联盟的申请。斯金纳记得，当时他很快就作出了有利于施利希特曼委托人的裁决，并严厉谴责警察局局长侵犯宪法赋予民众的游行示威权的行为。接下来，施利希特曼要求索尔兹伯里市政府承担他的诉讼费用。

斯金纳法官拒绝了这一要求，他对施利希特曼说：“我认为，你的委托人应当满足这个判决结果，不要再提过多的要求。”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法官大人，那样的话我就两手空空了。”施利希特曼回答道。

斯金纳笑了起来，他问施利希特曼：“你是怎么收费的？”

“每小时60美元。”

斯金纳看了一眼市政府的法律顾问，问他：“我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施利希特曼先生值一小时60美元吗？”

“我觉得值。”这位法律顾问答道。

于是斯金纳说：“那就付钱给他吧。”

1982年11月中旬，齐思曼的“第11条规定”动议书被递交到斯金纳法官面前。斯金纳饶有兴致地看完了这份动议。他当了9年联邦法官，这是**次见到律师递交“第11条规定”动议，而且据他所知，联邦**巡回法院的其他法官也没有听说过有人递交过这种动议。斯金纳认为，很多案子确实是毫无价值的，它们填满了联邦法院备审案件的清单，而且加重了他的办案负担，他把这种案件称为“垃圾”。斯金纳知道，有人提出对“第11条规定”进行修订，他觉得这种提议很好。在他看来，法官应鼓励律师们更加频繁地使用“第11条规定”。

这条规定很特别，它似乎要求原告律师站在证人席上作证，然后接受被告律师的盘问。这种情况跟“第11条规定”听证会一样，都是极其罕见的。律师的职责是为自己的委托人进行辩护，而不是去当证人，因为他的证词有可能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不过斯金纳认为，根据这条规定，施利希特曼必须站在证人席上回答齐思曼的问题。他已经决定用这种方式举行听证会了。

除了“第11条规定”动议之外，齐思曼还递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以往的经验告诉斯金纳，FHE律师事务所的诉讼摘要都很冗长,这已经成为这家事务所的标志，而斯金纳一直对此感到不满。由于他还要忙着处理其他案子，所以只是大致浏览了一遍齐思曼的备忘录，完全没有注意到备忘录第九页以“诉讼教唆”为标题的那段内容。

斯金纳让书记员为“第11条规定”动议安排一次听证会。书记员在斯金纳繁忙的审判日程表中找到一个空档，将这场听证会安排在1983年1月6日下午2点15分。然后，他通知齐思曼和施利希特曼做好听证准备，并安排相关证人准时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