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史集刊(第5辑)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王肃仇鹿鸣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两书成于抗战军兴期间， 虽篇幅精炼， 但奠定此后中文世界学者理解中古史的基本框架， 为治史者所必读。 其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 云“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 首章备致详悉， 后章则多所阙略”， 开宗明义地指出隋唐制度的三源： 一曰（北） 魏、（北） 齐，一曰梁、 陈， 三曰（西） 魏、 周， 接下来分别从礼制（附都城建筑）、 职官、 刑律、 音乐、 兵制、 财政六方面证成其说。 根据陈寅恪的看法， 承北周而来的隋虽然*终完成一统， 但西魏、 北周在隋唐制度三源中反倒是影响*小的， 更具影响的是北魏、 北齐及梁、 陈两源， 而北魏、 北齐一源的渊源有二： 河西一隅保存的汉魏旧制，二是北奔南人带来东晋南朝之礼乐制度， 其中尤重视王肃的影响。 陈寅恪抉出王肃北奔对于北魏制度建设的作用， 无疑是其孤明先发， 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 常被后学引及。 但陈寅恪提出此说的背景， 似不见有人查考， 实有值得发覆之处。 王肃， 传见于《魏书》及《北史》， 但王肃对北魏制度建设的影响并不见于《魏书》 本传，而系李延寿编纂《北史》 时所增益，“自晋氏丧乱， 礼乐崩亡， 孝文虽厘革制度， 变更风俗， 其间朴略， 未能淳也。 肃明练旧事， 虚心受委， 朝仪国典， 咸自肃出”（ 《北史》 卷 42《王肃传》，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第 1540 页。）， 这一段《北史》 新增的文字成为陈寅恪立说*重要的凭依。 无疑这一关于王肃功业总括性的评述并不见于北魏国史， 李延寿增补所依据的史源虽不明确， 但大体可以推知出自南朝的史籍。 *早提及此事的是《南齐书·魏虏传》：“是年，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 皆如中国。 凡九品， 品各有二”。（ 《南齐书》 卷 57《魏虏传》， 中华书局 1972 年版， 第 998 页。） 此说后来在南北交聘， 使者互争短长的场合中亦被引为谈资： 太清二年，（徐陵） 兼通直散骑常侍。 使魏， 魏人授馆宴宾。 是日甚热， 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 当由徐常侍来。” 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 为魏始制礼仪； 今我来聘， 使卿复知寒暑。” 收大惭。 （《陈书》 卷 26《徐陵传》， 中华书局 1972 年版， 第 326 页。） 李大师、 延寿父子撰南北史， 大体据南北朝各史删润， 增益之处不多， 以《王肃传》 为例， 仅增加此一节， 甚至连史臣曰亦全搬《魏书》。（《魏书·王肃传》：“王肃流寓之人， 见知一面， 虽器业自致， 抑亦逢时， 荣任赫然，寄同旧列， 美矣。”《北史·王肃传》：“王肃流寓之士， 见知一面， 荣任赫然， 寄同旧列， 虽器业自致， 抑亦逢时之所致焉。” 其实从史臣曰来看， 北魏史臣亦未将王肃视为制礼作乐式的人物。）李大师编纂南北史的起因便是“常以宋、 齐、 梁、 陈、 齐、周、 隋天下参隔， 南方谓北为‘索虏’， 北方指南为‘岛夷’。 其史于本国详， 他国略， 往往訾美失传， 思所以改正”（ 《新唐书》 卷 102《李延寿传》，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第 3985 页。）， 或因此有意平衡照应南北双方的记载（如其在《北史·王肃传》 开头提及“父奂， 齐雍州刺史，《南史》 有传”， 亦存互相照应之意。）， 故将此说补入《北史·王肃传》。 南北方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岛夷》、《魏虏》 各传保留的记载， 较之于南北朝的国史虽有直书不讳的一面， 但亦有得自传闻或夸耀本朝、 贬低对方的一面， 学者对其可信度往往去取不一。 （即便陈寅恪本人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一书中也前后尺度不一， 论述王肃的作用时， 则笃信《魏虏传》 的记载， 但在“都城建筑”部分便不取《魏虏传》， 认为洛阳模仿建康者仅宫殿本身， 而整个都市规划另有平城、 河西二因子。）既然关于王肃为魏制礼作乐的记载来自南朝史乘， 其可靠性似需做进一步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