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的力量读懂钟扬

第三章 追赶时间 时间是宝贵的，它对每个人也是公平的，从不偏爱谁，但有的人得的多，有的人却得的少。这种多或少，全由你珍惜或者浪费来决定的。 知识跟着时间走，多抓住一分钟，就多一份收获。 时间*公正，它不会亏待勤奋学习的孩子，也不会便宜不干正事的懒汉。 时间，对于懒惰者像一只蜗牛，背着你慢吞吞地爬行；对于勤奋者却像滔滔的江水，驮着你日夜向前！ ——钟扬，1984年 2017年5月4日，凌晨4点。 天色微明，黑夜渐渐隐去，太阳还在积蓄力量。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已经响起稀稀落落的脚步声，伴着行李箱轮子划过地面的声音。 钟扬扫了一眼笔记本电脑右下角的时间，合上电脑，连同一沓稿纸塞进身旁一个老旧的双肩包，起立，抡包背上，一系列动作熟练流畅。起身后，才发觉右腿关节疼得厉害，脚趾也痛。原地活动两下，他便一瘸一拐地往机场柜台走去。进出西藏的机票有时非常紧张，为了买到*早航班的机动票，他要早点去柜台等着。这天运气不错，买到了6点多起飞的航班。 这些年，钟扬的生活由“上海”和“西藏”两部分组成：他是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科研和管理岗位“双肩挑”；他还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受聘到西藏大学工作，是中组部援藏干部、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带头人。在哪里他都是出了名的工作“疯子”。 5月3日，前一天刚过完53岁生日的钟扬，在复旦大学忙完一天的工作，便马不停蹄地到上海浦东机场赶*晚一班飞机前往成都，落地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成都到拉萨的*早航班早上5点左右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中间也就3个多小时，他习惯就在机场候着。一来需要处理一天的邮件，二来继续完成手头的一大堆工作。困了，就在机场的候机楼里找个座位打个盹。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睡在机场候机楼椅子上了。看着午夜稍显冷清的候机楼，他想起上海家中熟睡的妻子和大儿子，还有住校的小儿子，心中涌起一丝歉疚。这一晚晓艳又没睡踏实吧，她说我一出差她夜里就常常会醒。两个孩子应该睡得正香，都是马上要满15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5点20分。 随着排队办理登机手续的人群，他又往前挪了几步，右腿还是疼得厉害。大概是在候机楼里着了凉，痛风的老毛病犯了，坐久了痛，站久了也痛。“痛风，痛风，痛起来要人发疯”，每次发作起来他都喜欢这么自嘲。 他下意识地摸了下衣袋，衣袋里有几张小卡片，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待办事项，他从里面抽出一张。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每做完一件事就划去一条，事情做完纸片就扔了，做不完的誊到下一张卡片上。他迅速把当天要做的几件事在脑子里捋了一遍，又在卡片上加上几条。 时间真不够用。这些年，他一直有一种紧迫感：高原反应的危害可能要5到10年后才显现，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 两年前51岁生日的那场大病后，他的紧迫感更强了。2015年底，大病初愈的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中组部第八批援藏干部。 家人对他生病后“变本加厉”的工作节奏很担心，80多岁的老父母打电话，希望他能减少一点工作，他每次都说，我没事，好着呢。每次电话说不了几句就要挂，要么是马上要上课了，要么是马上要开会了，要么是马上要登机了，急得母亲只好写信劝他。 张晓艳看他回到家后疲惫的样子很是心疼，可几次劝说无效也就不再言语了。“他这人挺难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给他加重负担。”张晓艳懂他，默默地数着他一次次往返的日子，仔仔细细记着他说过的话：“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等到西藏的事业能够可持续发展，那时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 登机手续办妥，窗外天色亮了些。钟扬在登机口附近的长椅上坐下，再一次打开笔记本电脑，继续刚才没有处理完的事情。他非常善于利用碎片时间，能够做到随时打开电脑就工作，被打断后毫无过渡就立刻接上。他颇以这一“断点续传”的能力为傲。这让他从各种间隙里挤出了尽可能多的工作时间。 因为这种“见缝插针”工作法，他的双肩包里除了笔记本电脑，还有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各种手稿。他会在等人的时候写文章，也会在飞机上写文章，还在会议主席台上偷偷写过文章。一次，有学生想帮老师接一下双肩包，一不留神差点儿没接住。他的学生赵佳媛说，大家掂量过老师的双肩包，得有几十斤吧，要两个人才能比较轻松地拎起，他却走到哪里都背着，上课、出差、去野外。 双肩包的背带早就磨毛了，表面的织布好几处都磨破了，那里面装着山山水水的跋涉，是他行走在祖国大地的*好见证。 早上约6点。 天刚刚亮，从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起飞。“顺利的话8点前到拉萨，正好投入一天的工作，自己赶一赶，复旦和西藏大学两边的事情就都不耽误。”钟扬曾得意地向学生拉琼炫耀自己摸索出来的这套“*佳时刻表”。 这确实是一份紧凑得不能再紧凑的时刻表。挤压时间的同时，一再挤压的，还有他的身体。进藏会有高原反应，离藏则会醉氧，即使西藏当地人往返西藏与外地也会选择先适应一两天，但他从来都是不休息就直接开始工作。朋友们见到他都说，你不要命啦，这么拼！可他就是慢不下来、放不下来，他心里急呀，时间不等人。 起飞*初阶段，他通常会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基本一合眼就睡着了。飞机进入平飞阶段后，灯一亮他就醒了，15分钟的睡眠让他觉得舒服多了。从双肩包里拿出学生论文的打印稿继续修改，又批注了几十页。随着飞机下降，他向舷窗外望去。他已无数次从空中俯瞰青藏高原这大开大合纵横交错的切割，每一次，哪怕只一眼，也让他生出无限壮志和温情。 对于“到西藏去”这一选择，钟扬从不后悔。长他17岁的忘年交、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原所长陈家宽说：“我懂得他。他每做一件事情，都在追随他的梦想，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追求方式”—— 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的16年，他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科研工作者，是热情的传播者——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他不断把国际上*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推动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发展。 1984年，钟扬与正在武汉大学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家宽结识。那时的钟扬负责植物所唯一一台计算机，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他要尽快投入到植物所的工作中，为此花了整整两年业余时间，到武汉大学生物系旁听所有课程，系统学习了分类、系统、进化、生态等宏观生物学。那段时间，一群人时常在珞珈山上、东湖边“头脑风暴”，数量分类和分支分类方法在水生植物中的应用，就是陈家宽和钟扬在国内的首创。 从副局级所长到高校的普通教授，也是一次追梦——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启动，钟扬希望从科学家转型为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这是圆自己的教师梦，更是听从时代的号角。他迫切希望把掌握的知识，更快速地传递下去。 所以，当2000年接到移职复旦大学的老友陈家宽教授的邀请，已经当了三年副所长、干得风生水起的钟扬很快向所里提出离职申请。陈家宽记得，“当时我明确问他，你在武汉是副局级干部，父母又在武汉工作，你下决心跟我来了吗？他毅然地回答，我绝不后悔”。 走进青藏高原，践行学术援藏，是钟扬的又一次逐梦——他要为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人类储存下种子和希望。陈家宽这样理解钟扬三年又三年的坚守：“在做援藏干部之前，他就已经在复旦大学为西藏大学培养博士，同时进行合作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深刻地感到西部地区在科技和人才培养上，还存在巨大差距。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把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科学研究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带进新时代的建设进程中。”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时，机舱电子屏上的时间刚刚跳过9点。钟扬从经济舱狭窄的座位上站起来，再次背起双肩包，拖着疼痛的腿大步往外走。微凉的山风扑面而来，捎带着拉萨河的气息，他大吸了一口。 拉琼已经在贡嘎机场出口大厅等着老师了。想到又能见到老师，一早，他就兴奋地开着“牛头车”出门了。在藏区大家都把丰田越野车称为“牛头车”，良好的通过性*适宜野外科学考察。 拉琼是钟扬在西藏大学带出的第二个藏族植物学博士。2006年夏天，刚从挪威卑尔根大学拿到植物学硕士学位的拉琼回到西藏大学，那段时间钟扬正在西藏大学工作。睿智、自信、渊博、幽默、热情，初次见面，拉琼就被眼前这位上海来的学者折服了。 2011年，拉琼考取钟扬的博士研究生。跟随老师11年，在拉琼心中，钟老师是自己人生中*重要的良师、益友，也是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 “钟老师！”看到熟悉的身影一瘸一拐地走来，拉琼赶紧迎上去。 “没事，一会儿就好，咱们走，抓紧时间。”注意到拉琼的眼神有些迟疑，他说着就径直往副驾驶座位走，一下子把拉琼落在后面好几米。 拉琼快步跟上准备开车，只见老师在对面扶着车门，用力撑起自己的身体，缓慢地往里挪进一条腿。越野车的车架高，再拉一把，才挪进另一条腿，坐了下来。 花了有三分钟吧。那三分钟，拉琼觉得有半个世纪那么长。刚注意到老师迟缓的动作时，拉琼直后悔自己因为着急竟忘记先去帮老师。他想下车过去扶一把，老师的神情叫住了他。 自从2015年那场大病之后，再次进藏，拉琼明显感觉到，老师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这种越野车他以前常坐，可现在，有时连上下车都很费劲。 “钟老师，下次您能不这么赶时间吗？”看着老师的疲态，拉琼不忍。这么大的科学家，一点不把自己当专家，什么都不讲究。 “没事、没事，我很好。玩的就是心跳嘛！”“我还要在西藏再干十年呢！”喘气还没停，他就用带着两湖人特有口音的普通话逗拉琼。他黝黑憨厚的笑容有一种天然的感染力，诙谐的语调透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可此刻拉琼听着，只觉得心里酸酸的。 这次进藏，钟扬的日程表像往常一样排得满满当当。 下午3点半。他作为评议专家，参加西藏大学医学院博士生答辩会。他对西藏地区植物的研究，*早就是从藏药开始的。从西藏大花红景天、手掌参，到高原香柏、山岭麻黄等，这些年他始终关注着这一领域。 他认为，种子可以为人类提供水果、花卉，改善人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粮食作物，还有药材。包括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青蒿素，也是来自植物，如果有了它的种子，就可以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进行栽培，从中获取青蒿素这样有用的药物。 下午5点。钟扬开始与西藏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处理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事情。他在西藏大学的宿舍就像是“诊室”，大家都带着问题来向他请教，一刻也停不下来。只要钟老师在，大家的心 就特别定。钟扬常说，到拉萨不是出差，是回到他在这边的家。这些年，他待西藏大学的同事如家人，大家也早已把他当作交心的兄弟。 看着那个忙得都顾不上喝水的高大身影，徐宝慧觉得亲切又踏实。徐宝慧原先在西藏大学理学院任党委书记，有几年和钟扬共用一间办公室，之后调到文学院任党委书记。2015年5月2日，得知钟扬突发脑溢血，徐宝慧赶到上海看望。他和大家一样，心疼钟扬的身体，但也担心他以后再也来不了西藏了。钟扬不在，很多还没做完的事大家不知从何入手。没想到，几个月后，钟扬那招牌式的憨厚大笑又回响在西藏大学理学院的楼道，那一刻，整个理学院都沸腾了。 同事们提醒他注意身体，把节奏放慢些。*开始他还能管住自己，有两次是坐着火车出差的。但很快，他就把医生“不能再去西藏”的叮嘱丢在一边，像钟摆一样忙碌了起来，又回到了每天只睡3个小时的生活。 晚上11点。“坐诊大夫”终于忙完了当天的工作，打开电脑在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的申请书。 凌晨1点。钟扬开始处理邮件。很多人都发现，常常当天下午甚至晚上和他沟通的事情，他半夜就给对方发去邮件。这些邮件主题不一，有时是同行间的学术争鸣，有时是学生的课题研究指导，有些是研究生教育管理，有些是学校老师反映问题，有的甚至是陌生人的请求，他都会一一作答。 凌晨2点。该睡觉了。 他推崇格拉德威尔的“一万小时理论”，持续不断的努力是从平凡到卓越的必要条件。并非植物学“科班”出身的他，一步步成长为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很多人诧异，他却觉得再自然不过：学习大学专业课也就两三年时间，毕业后的人生有那么多两三年，只要肯学，什么学不会呢？ 武汉植物研究所是中国植物学研究的三大主要基地之一，与广州的华南植物研究所和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各有擅长。所里有16个特色植物专类园，其中包括世界*大的水生植物资源圃、世界上遗传资源*丰富的猕猴桃专类园。为了了解每种植物的特性，他一有空就泡在园子里，熟稔上千种植物。后来讲起这段经历，他说，“我在武汉植物所待了15年，现在的孩子一听15年就摇头。其实，很多研究生听几年音乐，复习几年外语，学几年计算机，再搞几年金融，合起来也是15年，却一事无成。假如你专注于一件事，15年也许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了”。 他说：“很多人30多岁就不学习了，反而逼着自己的孩子学这学那。我要一直保持热爱学习的状态。没人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是可以用藏语是表达尊重的*好方式。现在我已经能听懂四分之一了！”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少时的学习经历，让他深深懂得，时间*公正，它不会亏待勤奋学习的孩子，也不会便宜不干正事的懒汉。他一直提醒自己，要做时间的主人。在上海时，他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总是凌晨一两点钟还亮着灯，除了出差，他在办公室的时间表是周一至周日。他的闹钟固定地设在凌晨3点，不是用来叫早的，而是提醒他到点睡觉。这天凌晨4点要起床，准备出发去野外，他特意把“喊睡”闹钟提早了一个小时。 4点，该起床了。 粥已经煮好，他拿出两盘备好的小菜。学生们陆陆续续到他的宿舍集合，围坐在一起吃早餐。“来吃早饭”，同学们已经习惯老师这样的嘱咐。 5点，出发。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墨脱，我国*后一个通公路的县，是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阿萨姆平原前流经中国境内的*后一个县，也是西藏东南部*偏远的一个县。 这一次，除了野外的科研工作，钟扬还心系着墨脱的百姓。墨脱缺少经济性作物，百姓生活还很贫困。2016年，钟扬在墨脱种植了一片咖啡树，他关心那些咖啡树的生长状况，早想过去看看，“如果能种植出优质的咖啡豆，就能够帮助当地百姓脱贫”。 几年前，钟扬曾听过当地*偏远的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的援建故事。那是一位上海老人拿出自己的积蓄和在厂里募得的款项建起的学校。复旦大学学生连续多年利用寒暑假在此开展“圆梦墨脱”支教行动。这一次，他想去那里，为160多名门巴族学生作科普讲座，看看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 这是在同事、学生、家人的回忆中勾勒出的2017年5月的一个昼夜。这一天，只是他半生跋涉途中的寻常一瞬。 这些年，他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儿时，父亲的教诲他须臾不敢忘：“世界上*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时间。其他东西若失掉了，还可以买回来，时间失掉了，无论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回来。” 年少时的他也曾感慨：“时间，对于懒惰者像一只蜗牛，背着你慢吞吞地爬行；对于勤奋者却像滔滔的江水，驮着你日夜向前！” 学生扎西次仁说，与老师相识十几年，他每年高原上来回十几趟，大大小小的国家法定节假日基本上都是在高原工作中度过的。赵佳媛记得，一个小年夜，近十个小时的出差火车上，老师还在全程口述翻译书稿。 钟扬的好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说起一个故事：有一次钟扬给他打电话，请他第二天上午9点去复旦讲一堂课，但是当天晚上去上海的航班没有了。钟扬便说，今晚到上海的航班是没了，但是我知道还有一个航班，是北京飞杭州的。你这么做，晚上先飞杭州，然后从杭州机场去杭州火车站，在那儿呆一晚上，坐第二天早晨**班火车到虹桥火车站，然后早上9点之前你肯定可以赶到复旦，没有问题。曹则贤说，如果是别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谁都会觉得特别无礼，但是知道钟扬的为人，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就知道这一切对他而言再正常不过。 他就是这样分秒必争、日夜向前呵！ 风风火火的钟老师，也有慢下来的时候。拉琼说：“比如有时候他坐飞机飞到拉萨，我去接他，想着陪他在外面小饭店吃点，可以节约点时间早点休息。可他这时候却不急了，固执地非要到超市去买各种菜，到宿舍洗菜切菜做菜，让我把学生们都叫来宿舍一起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包信和印象里的钟扬，是一个把时间一点一滴都抓得很紧的人，有时遇到不感兴趣的“陪会”，他会自顾自地摆弄手机，用他的说法，有1分钟就能写很多字。 可到了高原，总是把时间表精确到分钟、惜时如金的钟扬学会了慢下来。他喜欢讲一个关于“耐心”标准的段子： 到餐馆去吃饭，法国人一个小时不上菜也不着急，大家坐下来喝喝红酒、说说话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总喜欢催问服务员：“怎么还不上菜？”表面上看好像是人家服务质量不好，其实是你的忍耐力没了。在西藏，我们有一次路过一个边境小镇，去*大的饭店，才两张桌子。那菜上来也是一个小时以上。你抱怨什么呢？在上海，如果一个司机说前面修路要绕路，绕出4公里我们就火冒三丈。在西藏跑野外，路断了，我让司机绕一下，680公里。这就叫西藏。 他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我们的耐心在快速地丧失。十多年扎根西藏，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青藏高原做事，急不得，必须要做长期打算，一切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