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问学记

人与情
人与人之间若只从物理性的空间着眼，各人占有一个空间，任何两个人都无法有空间的重叠，更不论空间的全同了。但若从情意的空间看，则人人有与旁人共有的空间。无情时，对面不能相认。每天街头攘臂摩肩的人群，虽然如此接近，却又如此的隔绝。有情时，天涯若比邻。若两情相契，更是寤寐相思，漫道关山万重，即使生死别离，切不断心魂相守。由此扩而大之，爱及众人，爱及万物，则地球若同舟，宇宙如一室，所谓民胞物与的襟怀，只在一念之间了。着眼在同，则万物皆同；着眼在异，则万物皆离，也只在一念之间而已。

史语所怀旧
这些往事，已如隔世，老年已至，即将退休。我一生岁月，半在他乡。史语所是我沙弥受戒的本山。我的师长，大半已归道山；愿硕果仅存的几位，身体健康，颐养余年。当年在史语所的工作，中国上古史计划虽已成书出版，但内容离原来构想颇有距离，至今以为憾事。后来我撰写《西周史》，也是为了尽一己微力，以报答王雪艇先生与济之师的期望于万一。史语所是我学术生涯的老家，欲报之德，终天何极！所幸今日史语所气象不逊于当年创所之日，亭阁变易，门风未改。行脚返山，见到史语所能抱持学术独立与自由的传统，于愿已足。

严耕望
我认识严耕望先生，还在他来港之前。我于台大读书时，他来校讲演，即已聆教。及至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我的研究室与严先生研究室相邻，因此常有执卷请益的机会。他的专业是中古史，*近十年来，我也开始接触中古史，更是不断地研读严先生大作。严先生言词朴直，要言不烦，三言两语便中肯綮。向他请教，得到一点启示，可以伸展为不少胜义。
严先生的研究功夫，既有绣花针的考证，又有开山斧的宏观史识，更有耐力，因而能将零星的材料点点滴滴拼缀为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在求学阶段，严先生师事钱宾四先生，亲炙教训。钱先生曾数次在谈话中，称赞严先生为他二三位得意高足之一，即因为严先生已得钱先生的真传。

张光直
光直是台籍作家张我军先生的哲嗣。张我军先生长期在北京工作，因此光直在北京成长。战后返台，父子二人都遭遇难白之冤，虽然后来都化险为夷，这番厄运终究在光直的性情里留下烙印，使他性情收敛，处事谨慎。然而，在他能放松自己时，也会放声高歌，厚实的男中音颇有回肠荡气的魅力。他慎于择友，又通常寡于言辞，一般场合中来往的人，遂每以为他高不可攀，其实他仍是性情中人，有爱有憎，而且相当强烈。另一方面，他也不免坚持一定的想法，不轻易改变。
光直读书专心也专门。在同班的课上，他的考卷或研究报告必然是周详深入，为同班之冠。他的记忆力佳，许多细节，甚至成串的数据，他都能如数家珍。在这一方面，我们两人性向大不相同。光直专致于本行的专业，心无旁骛，我则常为好奇心驱策，东求西抓，对许多课题都有兴趣，却不能深入。思想史家伯林曾说，学者之中，有些人像刺猬，专心扎一个深洞，有些人像狐狸，到处打洞，洞多而不足以自蔽。光直属于前者，终于卓然成家，我则属于后者，终身无成—只是狐狸满地探索的愉悦，刺猬也未必有之。人各有志，性情遭遇，种种机缘，决定了不同的人生！

李济
李先生从1964年开始主持中国古代史的编纂计划，我曾应李先生之命，协助他担任编辑工作，在座的许多前辈先生也参加了这个计划。其实李先生编一本中国古代史的意愿，不始于1964年，早在安阳发掘时，他心中已有一个中国古史发展的蓝图，而他希望将城子崖的黑陶遗址以及安阳殷墟遗址等都放在这一中国古代史的大结构中。他屡次告诉我们，这一部古代史不应仅限于以古史做史料，而应当将地质学、气候学、自然环境的研究、考古学的遗址与器物、民族学的资料以及文献资料综合在一起，编成一部忠实的记录。李济之先生更注意到，中国地区人类的活动只是世界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在他心目中，中国古代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从纵的方向看，他希望由中国古代史的重建，表现出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异性，但也表现出世界各地文化发展的若干共同性。在横的方面来讲，他一直注意到中国地区古代人群与北亚地区、西亚地区及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种种接触与影响。他屡次告诫我们，不能有褊狭的地域观念，也不能因情绪的好恶而扭曲了重建古史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