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书人陆离

让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不疾不徐 十二月的夜里，郑州气温零摄氏度左右。朔风中，戴大洪与我们一起步出松社那幢老电影院大楼，走向停车场。 角落里停着一辆旧自行车，戴大洪拉紧身上的羽绒服，上前开锁。我想起手拎包里有手套，虽然是小码，但也许能派上用场。戴大洪哈哈笑说不用。来之前他循例跑了步，这个坚持了二三十年的习惯，让他拥有强健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力。相互道别。我们这头上了汽车，他推着车往东骑了去。车里暖气很足，才发现自己冷得直发抖。望着车窗外清冷大街上寥寥的骑车者，想起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 二〇一三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的“年度致敬译者”是戴大洪，那年他的代表作是《古拉格：一部历史》。很多人对他从二流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一跃转身成为一流“翻译家”大为不解：且不论中间跨界跨度之巨，单纯从知识储备、语言功底、文学修养方面论，绿茵场上粗犷的“舞者”怎能与外文堆里细腻的、爬梳甄别的文字歌者相提并论？发表获奖感言时，戴大洪五大三粗，往台中间一杵，似乎不屑于豪言壮语。 他并不是一鸣惊人的新晋译者。《古拉格：一部历史》之前，译了《第三共和国的崩溃》《雷德蒙·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以年头计，如果从二〇〇六年他卸任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建业集团副总裁后选择从建业辞职，由此开始正式进入翻译界计算的话，他无疑是一名翻译新兵。可如果回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某天骑车路过新街口，脑子一激灵——也许可以翻译点什么……那以后有意无意买入英汉辞典、法汉词典、俄汉词典、西汉词典、德汉词典，以及姓名译名手册、地名手册和世界地图集等各类翻译参考书（单姓名译名手册就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十多种），把这个长长的基础铺垫算作翻译前奏的话，戴大洪可谓译界资深潜水员。 他，在译界自有“牛”的资本。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二〇一七年寒冬，在松社二楼老板刘磊的私家茶室，戴大洪一直说着河南普通话，自深圳一别，四年后郑州相聚完全是机缘巧合。前一晚，松社酒教人醺，无比开阔的天地里，老板刘磊的手机开始拨出各种电话，其中一个打给了戴大洪。一通云里雾里之后，实在的戴老师第二天夜里如约来到了松社。他从布包里掏出博洛滕所著的三卷本《西班牙内战》，它像一块厚重的红彤彤的砖头。 他目光炯炯，诉说着博洛滕：这个人呵，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情，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他单枪匹马挑战整个史学界，可以说他没有打败任何人，但其他人也无法打败他，只能假装没看见他。 我猜，如果博洛滕在天有灵，估计这会儿挺温暖的，他做梦都想不到，书出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也作古了三十年，竟然在大洋的东边，有一位译者如此深入地理解他，深刻地剖析他，甚至深切地怀念他。 戴大洪怕我对此知之甚少，进一步补充： 奥威尔的非虚构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写的是他本人去西班牙参战的经历。《西班牙内战》实际上为奥威尔提供了历史佐证。到今天为止，《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丛书里的《西班牙内战》一书还在质疑乔治·奥威尔，说他的描写有夸张之处。但伯内特·博洛滕的书证明，乔治·奥威尔一点也不夸张。 我点点头。奥威尔算是俺家的“好朋友”（家里珍藏了他作品的若干版本），必须竖着耳朵听。 觉察到来自听者如我的兴趣，戴老师进一步打开话匣：坊间关于西班牙内战有很多著作，除了博洛滕的作品外，还有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以及斯坦利·佩恩的《西班牙内战》。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之所以出名，除了对那一场战争有全景性描述之外，也得益于其客观的写作风格。佩恩的书里第十六章叫“内战中的内战”，在叙述共和派内部这段历史时采用的仍旧是传统的观点。他如果想用新观点，就只能使用伯内特·博洛滕的材料。 戴老师在翻译过程中已成功地把自己与博洛滕的竞争对手的关系发展成敌我关系。“所以，他采用的只能是传统的观点，无法有新的发展。” 我点点头。 “博洛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至今仍然不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我从伯内特·博洛滕身上看到，世界上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孤独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戴老师声音低沉了些许，明显带着点寂寞，替博洛滕，似乎也替自己。 我默默拿起略带寒意的三卷本《西班牙内战》，一百多万字，单凭厚度和重量，它就足以令人却步，遑论书中所使用的资料数量之巨、范围之广，这太考验读者的耐心和注意力了。 这本二〇一六年出版的书，竟差点与我擦肩而过。 全书一共六十六章。从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翻译开始，一直到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翻译完毕，不到两年时间。说起时间，戴大洪可以精确到年月日。说起数字，他可以精确到小数点。“译得很慢，从前每天译两千字，现在每天只能译一千字。” 与博洛滕相比，眼前的戴大洪更有趣。不只是他的记忆力、忍耐力令人惊叹，还有他可以自由地把控一个度，将时间过成自己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 我不由自主地打量起眼前的戴大洪。 关于他的故事，各种报道都或多或少还原了。比如，非英语专业出身的他拿着字典上路，类似“半路出家”的业余选手，却比科班更有优势，因为“他的翻译跟其他译者确实不太一样。一个英文词可能有不止一个意思，有的作者英文太熟了，想到的往往是**个意思，就忽略了还有别的意思。戴大洪不那么熟，他需要去翻字典，一个一个地比对，作者在这里用的意思也许恰恰不是**个，而是第九个”（止庵语）。 也正因了业余，他知道翻译之前要先把基础知识搞扎实。据说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时候，他把《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写的《战争回忆录》、丘吉尔写的《二战回忆录》、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等相关书籍穷览一遍；译《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时，把卡佛小说的译作通读一遍；译《古拉格：一部历史》，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及相关书籍分析一遍；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卷里提到的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及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都收入囊中；译《西班牙内战》，更是把所有能找到的与西班牙内战相关的书籍都一网打尽。《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光是他译出的索引就占了将近一百五十页，“对于中国读者，这些内容也许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这本书它们的意义非常大，表明这本书的分量和可信度”。 也就是说，他要先搞清楚原作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氛围、政治环境，相关作品及其论述，自己心底里先有清晰的图谱，然后才开始动笔。所以，翻译的时候，他一再求证。当《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的“雷德河”（Red River），被编辑直接改成了“红河”，他痛心得直想抗议：“地名的翻译首先要与地图一致，必须让有心的读者在地图上可以找得到，其次是与地名译名手册一致，地图和地名手册一般都是一样的，个别情况稍有不同。另外，改成‘红河’不但在美国找不到，说不定还会与越南的‘红河’相混淆。” 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称戴大洪是一位追求译文精确的“超级原教旨主义者”，给翻译界带来一股沉静之风。 很多人会将同一个标签贴到戴大洪身上，那就是“堂·吉诃德”，包括他的挚友止庵。 止庵曾有两篇文章专门写戴大洪，一篇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的《寄河南》， 一篇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前者说他们因买书相识，交往的历史十之八九是“结伴买书史”。“平时并无多么密切的往来，即使往来也只是干干一同买书这样无关紧要的事；然而我一旦有什么难处，就会想到能靠得住的是那个被我真心视为朋友的人。”戴大洪便是止庵真心视为朋友的人。后者是对戴大洪作品《与风车的搏斗》的评论，其中一句：“有人说，戴大洪使人想起‘与他同样瘦长的堂·吉诃德，骑着瘦马，挥着长矛大战风车之悲壮天真’。对于那位孤独的骑士，尽可以嘲讽他抑或悲悯他，但是谁也无法断言他的搏斗是无谓的。”言语里充满爱护和维护。 他俩对书的品位、治学态度的严谨专一和较真，如出一辙。 这就不奇怪戴大洪说：“我和止庵做朋友三十多年，他对我很了解，也信任。我现在译了五本书，事实上这些书都跟止庵有关。” 我好奇地梳理了一下戴大洪译书的开端及发展，发现止庵的身影伴随其中。 这要追溯到二〇〇六年，止庵在为撰写《周作人传》搜集资料时，意外发现了周作人的自编讲义《近代欧洲文学史》。“校对过程中我发现，由于当时国内外国文学译介的状况，周作人提到外国作家和作品时，大都用的是外文，这本书里大概涉及十种以上文字，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拉丁语、希腊语、俄语……因此，若是要给当代读者阅读的话，光是校对还不够，应当给予必要的注释……戴大洪手边有原版的《美国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止庵想出版此史料，便找戴大洪将其中的外文校对并注释一下。当时戴大洪刚卸任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有点闲暇。于是，止庵主持，戴大洪协助，两人合作完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史》的校注。 也是这一年，止庵时任副总编辑的新星出版社，买下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版权，一位译者译了三分之二就不干了，剩下的三十万字怎么办？止庵又找到戴大洪。如此，尝试译完后戴大洪忽然觉得自己能做译书的工作了，他意犹未尽地又将前边的部分重译，*终这部翻译处女作在二〇〇八年诞生。“如果不是止庵，谁会相信一个非英语专业的译者呢？” 此时戴大洪正式从建业集团辞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译书生涯。年近五十一岁的他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春。 翻译的第二本书是《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其实当时戴大洪正在译《古拉格：一部历史》，但书的版权没落实。止庵便劝他先译卡佛，等《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有了版权再继续。后来《古拉格：一部历史》成了他翻译的第三本书，译作获得颇多殊荣。 第四本书是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据说二〇一一年年底止庵在网上跟读者交流，读者问他喜欢读什么书，止庵回答，我想读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写得详实，内容丰富。这话正好被上海贝贝特的编辑魏东听到了，他插进来说，他有这么一本书，找不着译者。止庵便推荐了戴大洪。 第五本便是三卷本的《西班牙内战》。某天止庵与戴大洪说，他想了解的有几件事，一个是西班牙内战，一个是麦卡锡主义。恰好戴也一直比较留意这方面的书。二〇一二年年终，新星出版社开选题会，戴大洪便推荐了《西班牙内战》。当时他手里有两种本子，一种是伯内特·博洛滕的作品，一种是休·托马斯的作品，都是一百多万字的体量。后来他选定了博洛滕，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征程。 止庵说起戴大洪，以“盛德”高度评价：“我因为这些年来喜欢写些东西，怎么说也有那么点儿‘工作需要’；在他则全然是一种爱好，从来没有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愿望，我想一个人能把纯粹的爱好坚持这么多年，而且兴致与当初丝毫不变，这真可以说是一种盛德了。” 对他有类似概括的是老六张立宪，他在《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中曾写道：“戴大洪是个雄辩的人，当年给中国足坛掀起一阵阵风浪，*终发现他的滔滔辩才没解决任何问题，……就把力气用在了DVD上——他给自己做的DVD 数据库是俺见过的*专业的，光是片名，就包括外文原名、香港译名、台湾译名、大陆译名、其他译名，以及他认为应该如何翻译的名字。” 或许这便是戴大洪的有趣之处。 正如他坐在我的对面，一腔河南普通话滔滔不绝，真诚、实在、执着。如果不是刘磊屡屡抬起手表看时间，急着打烊，我真希望松社茶室的灯光可以一直亮到地老天荒，就像戴老师，任性地让时间站在自己的一边，不疾不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