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新论

何为道德政治化？张昭认为：“政治表象上道德化的目的是道德的政治化，前者是表后者是体，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二者皆通过历代大儒改造而完成。自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之后，从政治上讲解决了国家*高权力的更迭和归属问题，但这项制度本身却存在着正义之争，为以后君权之争埋下了隐患。君主为了证明自己获取君权和掌握君权的正当性，往往诉诸道德的论证。与此同时，这种道德政治化的论证并不能真正取代君权的争夺，而且道德也不为统治者所独占，每当统治集团昏庸腐败之时，道德的口号与力量就会成为起义者或者革命者的武器。但这些起义者一旦成为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他们对待道德的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转化，为了让多数人服从自己的统治就会自我建构一套道德体系巩固和加强自己统治地位的正当性。因此，道德本身并不会自觉的转化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而是需要经过思想家的论证和统治者加以推广才能成为政治统治的一种‘术’或工具。”②“道德政治化的实现是从修身、齐家到治国三位一体的建构把道德的*终目的完全政治化。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本质是政治道德化，而后儒家思想才被一步步改变为道德政治化，在这里道德是作为政治的工具意义而被使用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与服从的政治秩序。*为突出和明显的例证就是‘孝’与‘忠’这两种品德的内涵及其关系的演变。孝由原来对祖宗、健在的父母的孝逐渐过渡和转移到了对君主的‘忠’，这也被称之为‘移孝作忠’……到秦王朝统一六国，再到董仲舒“三纲五常”理论与实践的确立，从此之后一直到清王朝的覆灭，仁义礼智信等其他的伦理道德规范全部转化为了作为政治‘统治术’的道德规范，对仁义礼智信的论证主要从维护政治等级秩序和政治统治的角度阐释的。董仲舒从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逻辑直接推导出来了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关系间的统治与服从也从属于‘天’……以此用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把个人、家庭与国家三个不同的领域统合，进而把三纲五常的秩序上升到了天的高度且神圣化。……君臣、父子、夫妻之间本来有着不同的主客体关系和应用范围，结果被董仲舒以及后世的思想家通过错误的逻辑推理和主观的类比而糅合在一起，其目的在于消解政治与道德间的矛盾与冲突，把君主作为天下之“共父”而让举国上下服从。汉代以后直至清代，儒术独尊的地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三纲五常的理论又被进一步神圣化和政治化。……把社会中的普遍道德关系直接上升为政治关系，其目的是：‘统治者把先秦儒家的道德进行了政治化的加工和处理，原本被设计为转化政治的道德却演化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道德评价和道德运作亦被纳入政治标准的严格制约之下，一场道德的政治化、世俗化运动由此开始’。……故历代统治者实施德政教化的*重要目的在于把人的心智和思想统一起来，并不是真正启迪民智和启蒙民众的品德和思想。”　　中国古代的政治与道德关系是由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私有这一根本特征决定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私有属性造成了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扭曲——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进一步，由于道德政治化，道德成为封建君主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使得具有强烈私人属性的道德被纳入了国家治理这一公共领域之中，在国家治理体制中集中表现为政治统摄一切、强国家弱社会等表象。当然，中国古代这种异化的政治与道德关系还与“家国同构”现象有关。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整体上属于伦理政治时期，伦理道德性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即使是与“德”相对的“法”，也与道德纠缠在一起，典型表现为“德主刑辅”“出礼入刑”“以礼人法”“礼法合一”等表述和实践。所谓礼法合一，主要是指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性相结合，礼为本，刑为用，礼高于法，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由于以礼人法，所以中国古代的法律规范（如果有的话）是一种差别化的行为规范，因人而异。由于政治与道德关系建基于封建私有制、权力私有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与道德关系呈现出一种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的异化状态。这种异化状态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具体而言，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道德，其内容和作用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德行。重视君主的道德，君主的道德是王朝合法性的重要维度，君主的得道与失道往往是王朝更替的重要理由。第二，德政。亲民、爱民、行仁政是“德”的重要内容。第三，德化。道德逐步由君主扩展至社会大众（俗称的社会教化），对官僚道德的强调为历朝历代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