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瑛

　　《我与李瑛/文化名人书系》：　　那是1975年一个秋日的傍晚，我跟随诗人袁鹰，刚刚拜访过当年摆渡木船送毛主席渡过金沙江的老船工，背着正在沉落的夕阳和大江奔流的轰响，我们艰难地跋涉在长着野芭蕉和野仙人掌的云南偏僻山区的崎岖小路上。望着那高崖上、深谷里盛开着的清丽的小花，我想到李瑛《红花满山》的题记：“看那满山满谷的红花，是战士的生命和青春。”于是，我和袁鹰同志攀谈起李瑛和李瑛的诗。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李瑛把他刚刚出版的新诗集《北疆红似火》送给了我。此刻，一边走着，我一边喘着粗气背诵了《一座死去的村庄》和《战斗的城》，袁鹰同志很是称道，当即决定由我写一篇介绍《北疆红似火》的短文回去发表。《人民日报》副刊版上的“文艺新书”栏，就是以介绍这本书为开端的。　　我很早就读到李瑛的诗，他的《静静的哨所》，他的《花的原野》，都曾使我陶醉和迷恋。而我**次见到他，却是1965年12月中旬，那是解放军文艺社召集一些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部队诗作者开座谈会时。会的结尾，李瑛讲了话。当时他讲了些什么，已记不很清；但他那严整的军人装束，炯炯的目光，谦和的微笑，文雅的谈吐，都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而且这印象一直保持到今天。从那时起，我们一直通信联系，他把他新出的诗集寄给我，甚至把天安门广场的诗抄挂号寄给我。在我学诗的路上，他是重要的师长之一。粉碎“四人帮”后，我到解放军文艺社帮助工作，每天就坐在他的对面，也曾到他家做客。这使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他。他是那么文静和细心，以至使你有时觉得他是一位阅世很深又平易近人的“大姐姐”。他是那么整洁——衣着、桌面，甚至诗稿。他总是那么文静地微笑着，但有时笑起来也很响亮。　　1979年1月，在中国作协委托诗刊社召开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上，胡乔木同志谈到新诗的成就时说过：“李瑛同志写的关于群众悼念周总理逝世送灵柩那首诗，就是很好的一篇。”这指的是《一月的哀思》。这首长诗写在那个凄风冷雨的年月，像潜流在冰块下面的江水，纤细里充满刚毅，冷静中包容烈火，它是诗人正直的心灵的强音不可抑制的流露。这首诗在“四人帮”垮台后，*初以整版的篇幅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接着在朗诵会上朗诵，在电台配乐播放，很快传遍四面八方，赢得了异乎寻常的反响。　　李瑛是身穿军装的诗人。北平一解放，他就和一批同学一道参军南下了。他在人民解放军的队列里行进了三十多个年头，他的足迹从北方到南方，从基层到总部，从人民解放战场到朝鲜战场，再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他做过新闻记者，当过首长秘书，以后又从事编辑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那么执着地热爱生活，热爱诗。他总是努力把自己置身于生活斗争的激浪和诗思的旋涡之中，把触角伸向生活的*底层和人民心灵的深处。从焊花飞溅的黄河大坝工地，到烟雾笼罩的繁忙的海港；从祖国东北边城爱辉，到滔滔南海里的西沙小岛；从寒气袭人的喜马拉雅峡谷，到战火烧红了的滇南边境……三十年来，诗人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写下了大量表现人民军队生活，抒发人民战士情愫的脍炙人口的短诗：同时，他的眼睛也敏锐地注视着整个祖国、整个世界的变化，他的耳朵专注地倾听着人间每个角落发出的声音。他曾出访过东欧几国和瑞士，满腔热情地为五大洲“站起来的人民”高歌，把“友谊的花束”“献给火红的年代”。可以说，爱同主义和国际主义是李瑛诗歌创作的总主题。　　李瑛始终不渝地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在“四人帮”淫威大作的日子里，他曾给我写信说：“看到那些文艺界的小丑的表演，我是下决心不再提笔了。”但他并没有真的停笔。总理逝世后，他悄悄地写了《一月的哀思》，正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描述的：“夜深人静，自己含着眼泪读罢，自己又默默地收藏起来，那些日子我的心头翻卷着无限的愤慨和哀痛……我的嘴里总是充满着苦味……”在那个哀思的一月，我也于激愤中写出了一组痛悼总理的诗，托一位好友偷偷捎给李瑛。李瑛看后，很快给我写了信来，他说：“诗有真挚的感情，有情有景，情景交融，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表达了共同的感情……虽然这诗报刊均不能发表，但就像你说的，发表在我们心上吧，发表在敬爱的总理灵前吧！”这宝贵的有力的支持使我难忘。“四人帮”终于覆灭了，李瑛有“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兴奋难抑之情，他在信中欢愉地写道：“而今，‘四人帮’已成狗屎一摊，实在是大快人心！听说光年、敬之、志民等同志都写了新作，实在使人高兴！我才思短拙，写东西很慢，又不愿把过于粗糙的东西随意拿出，愚弄读者，但我一定尾随在同志们身后，加倍努力，以不辜负读者对我的期望。”这心情与粉碎“四人帮”前的“下决心不再提笔”，恰成鲜明的对照。可见李瑛对真理、对正义的追求，对人民及其事业的忠诚。如果说到诗人个人的愿望和期待，那也是有的，这就是企盼自己的诗能在人民的心田上生根开花。李瑛就写出了一些在人心里开了花的诗。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一个叫刘勇的战士，战前曾抄写并背下了李瑛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首长诗：《关于生命》，这首诗帮助他认识了革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鼓舞他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后来，他在火线上入了党，并荣立了一等功。李瑛在报纸上读到这篇报告文学，深觉欣慰，他在信中谈起这件事时说：“我觉得很荣幸，能为我们的战士在杀敌中起到鼓舞和教育的作用，这比给我什么荣誉都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