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全集:二五:中国文论八集

　　《茅盾全集25：中国文论八集》：　　直直落落说，就是：负责是好的，但不要太主观、太自信；笔削之前，多想想，多查查书，总不会有坏处。而在决定要修改时，应当先征求原作者的同意。　　我以为编辑工作也可以试试来个“百家争鸣”。　　如何争鸣呢？我的想法，说出来贻笑大方，不过是这样的：　　编辑部把它认为基本上好然而经它一改以后就更加完美的作品连原稿带改本一齐登出来付之公评（自然，如果是短稿，可以全登，如果是长稿，可登改得*多的一部分）。　　这样做，还有下列的一些好处：用举例的方法，满足了很多青年投稿者，或者不一定是青年的业余投稿者期望编辑部详细地具体地提意见的要求；满足了很多有志于写作的青年们期望编辑部兼任函授学校的要求；用真凭实据来证明编辑部绝非崇拜权威、贵族老爷态度，而是经常淘沙里之金，孛沧海之遗珠的；*后，借此也可以证明编辑部的削改对于作者有帮助、有教育意义。　　有人也许又要问：如果原作者不同意这样来对比，则将如何？自然，首先要取得原作者的同意。　　有人也许又要问：如果第三者希望就这改本再修改，或者不同意那改本，则又将如何呢？　　我想，编辑部不会不欢迎这样的争鸣。而且我相信，任何编辑部都有“择善而从”的雅量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　　（《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怎样观察生活，分析生活，看出问题来——这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本领（思想方法）。作品的有没有思想性，就看作家有没有这个本领。毛主席这次的讲话，对于纠正我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是有极大的教育作用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对立的。为了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得加强学习辩证法。　　不怕毒草，而怕毒草出现以后来一个教条主义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说服人。教条主义的批评不但打不倒毒草，且有使香草也不敢竞放的顾虑。　　要使香草多开，毒草被挤掉，就要进行与人为善、科学的分析和批评。　　肃反的偏差何以发生？因为有些工作人员不能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右倾，唯心主义，牢骚，落后等等）同敌我矛盾，分别得清楚。　　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比预定时间提早实现。此有其客观原因——中国社会的特点。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贫下中农占地极少，他们认识到合作化的优越性。在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大企业已经合营，中、小工商业在货源、销售方面，都依靠国家，他们合营以后倒定了心（觉得此后有保障了）。政府的全面安排政策不但保证他们的生活，也保证他们的力量能为国家服务。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正确地分析了它们（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缩小其消极因素（反动性）而发展其积极因素（进步性）；“五反”对于他们的教育意义（缩小其消极因素），是极大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的时机——全国社会主义高潮，国内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政治觉悟普遍提高，思想上大有进步。　　“百家争鸣”提出后，青年思想的混乱（不仅是青年界，但青年界较为突出），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小资产阶级大王国”的中国，学生百分之七十（大学生是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们的思想意识一有机会，一定要反映出来。而且，波、匈事件，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也增加了他们思想混乱（主要是怀疑过去的成就，部分是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来的不要领导、不要纪律的极端自由的思想）。　　让他们发泄，戳穿脓疮，比不让他们发泄好；重要的是在既戳穿后加以批评教育。　　作协的工作——通过刊物及其他方式（座谈会）等等，针对目前青年的思想情况（成都有些青年作家凡遇人家批评他们的怪论时，就斥骂人家是教条主义），特别是就具体作品（如王蒙小说，爱情诗、小说），题材问题（所谓家务事、儿女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有领导、有计划地展开深而透的讨论，让百家鸣得更热闹，更有积极性。　　作家的长期规划——到生活中去，不要片面地强调扎根，而在一地住得太久（三五年），应使作家获得各方面的生活经验。生活经验的广博，可以纠正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博与专并不矛盾。博了，仍可以专——有重点。青年业余作家不要太早地人为地使他成为专业。对于表现了优秀才能的青年业余作家尤其要避免太快地提为专业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