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

1918 年到1919 年之交的冬季，韦伯对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就志业问题做辅导，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在演讲中，他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隐喻（其实质就是启蒙的隐喻）作了深刻而形象的诠释：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就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
这是韦伯面对欧战刚刚终结、德国战败的政治现实发表的演讲，其隐含的意味在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可以找到相似的轨迹。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子”的比喻与这个洞穴隐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象征真理的太阳，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心目中就是“西方”（尽管这个西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象与代表）。甲午之后，“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而传统中国面对政治和社会危机往往是诉诸三代之治的历史想象和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献。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身之中，报人群体取代了柏拉图隐喻中的“哲学家”群体，成为现代中国启蒙的*重要的主体之一。一方面，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之中，知识人因科举制废除和王权崩解而日益边缘化，而另一方面，是从传统士大夫脱胎而出的新式知识人通过张灏所言的制度性传播媒介、新式学校和新式社团，在晚清民国集聚了巨大而复杂的政治能量和思想力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似乎成为梁启超、严复、胡适等知识人的文化自觉，直到1922 年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政论家与政党》还在标举“监督政党的政论家”式“文人论政”的文化理想。
可以说， 文人论政与报人报国是理解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重要的视角之一。加拿大学者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以下简称《印刷与政治》） 处理的就是这样一段清末的启蒙故事。《时报》创刊于1904 年的上海， 终刊于抗战发生之后的1939 年，是晚清民国上海一份重要的综合性日报， 尤其是清末这段时期一度是舆论政治之中心。梁启超、狄葆贤、陈冷（后任《申报》主编）、包天笑（可见《钏影楼回忆录》） 等都是《时报》的主事者和重要编辑、作者，报社内安置的息楼一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重要公共空间。《印刷与政治》从“新兴中间阶层”（其实也就是新式文化人和受教育者所代表的社会中间阶层） 这个视角出发，通过对报刊文本的细致梳理，完整地展现了清末这些新式知识人面对内忧外患的时代状况，通过援引西学、嫁接传统、建构宪制和想象民间， 试图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古老中国引领向光明西方的启蒙故事， 同时也将其自身所表征的所谓中层社会视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协商平台。在我看来，贯穿全书*核心的焦点就是现代中国的新式国民的生成问题，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言的“立人”或者说“改造国民性”问题， 而“立人”问题与“立国”问题牵缠到了一起。所谓“立人”与“立国”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个人的翻身与国家的翻身成为双峰并峙的同构过程，而现实生活中的民众则更多呈现出来的是阿Q式的无知无识形象。在整个清末民初的舆论政治中，人民就具有了双重肉身，既是被文人精英仰视甚至膜拜的对象，人民成了上帝；人民又是一群不知现代政治为何物的群氓，需要通过启蒙、灌输等各种方式去唤醒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就此而言，人民又是被文人精英所俯视甚至鄙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