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法事实证明研究

　　《刑事程序法事实证明研究》：　　逮捕是*为典型的职权请求行为，也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影响*为严重的强制侦查行为。关于逮捕，我国宪法将批准权或者决定权赋予了检察院或者法院。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司法解释作了全面的规定。从规定上看，逮捕构成了我国强制措施中一种典型的他向型证明程序，逮捕主要由侦查机关提起，由检察机关予以决定。对于大部分刑事案件而言，逮捕由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公安机关根据案件办理的需要，提请检察机关决定逮捕。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的过程中，往往经过了内部的层层审查，同时将侦查阶段获得的案卷材料一并作为批准逮捕的证明材料，通过书面方式向检察机关履行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在逮捕审查阶段可以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材料和意见，但是逮捕一般不采取对席审方式，更多地体现了信赖检察官的职权决定模式。但毕竟逮捕不再是公安机关自身审批的一种行政流程，而是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的一种职权请求，证明逮捕请求的内容是侦查过程中所获取的全部卷宗材料，证明程序参与的主体除了公安机关以外，还有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　　在我国，搜查和扣押并没有作为强制措施来适用，但实际上是对财产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因为搜查和扣押可能侵犯的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隐私权和财产权，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扣押的规定比较粗略。对于搜查，通过《刑事诉讼法》**百三十六、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赋予了侦查人员搜查权，根据规定进行搜查需要出示搜查证，但是在哪种情况下可以搜查规定粗疏，实践中搜查也不需要侦查机关向其他机关申请审查批准。人民检察院进行搜查的时候只需要经过检察长批准，公安机关进行搜查的也只需要其负责人批准。搜查虽然是一项严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但是在我国侦查机关进行搜查的时候，法律规定需要搜查证是一种内部报批程序，并不需要履行向中立机关的证明程序。查封和扣押针对的是物品，和搜查相比，不合法的扣押侵犯的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利，刑事诉讼法对于公民的财产权保护更加粗糙，法律规定在侦查过程中需要扣押财物、文件的，应当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制作扣押决定书。可见，查封和扣押更是一种由侦查机关甚至是侦查人员决定的程序，司法实践中很多查封和扣押既没有事前的审查批准程序，也没有事后行为合法性的确认程序。技术侦查措施也是一项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侦查行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实施侦查的时候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如果是公安机关实施的，则需要经过市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其履行的主要是下一级机关向上一级机关的证明程序。从本书之前对证明的定义来看，由下一级机关向上一级机关进行的系统内部性程序也属于证明程序，虽然比起向中立机关进行证明的程序相比，当事人权利保障的效力更弱，但毕竟还属于一种证明程序。　　综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侦查阶段典型的职权行为采取了由另一中立机关进行审查的模式，既有事前申请签发令状模式也有紧急情况下事后确定模式。证明程序既有由一方向另一方进行的单向性证明程序模式，也有由法官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充分准备后的诉讼辩论型证明模式。侦查机关需要通过收集的案件事实证据材料对采取职权行为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向中立机关履行证明责任，对于中立机关关于职权行为的部分裁决诉讼当事人还可以提起诉讼。但是我国强制侦查行为几乎都是采取内部行政审批模式，侦查机关采取强制侦查行为不需要事前向其他机关审批，也不需要向其他机关履行证明责任，也就不存在本书所描述的他向性程序性事实证明模式。但是一些严重影响人身权利的行为，例如逮捕和技术侦查也采取了证明程序方式，公安机关在申请逮捕时需要向检察机关申请批准，也需要向检察机关履行他向性证明责任，而这种证明程序往往还不是由检察官主导控辩双方现场对抗辩论模式决定，更多的是警察向检察官进行单向性证明程序，但毕竟也是一种职权行使机关向其他机关进行证明的他向性证明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