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

　　《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的生成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与现实基础，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正义只有深入气候领域，直面当前气候变暖的时代境遇及种种气候治理问题，才能体现其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才能体现出正义理论的实践有效性与现实针对性，这是正义理论在气候领域的具象化表现或现实诉求。另一方面，气候治理必须与正义的规范相符合，与正义的价值诉求相契合才能真正扭转气候变暖的趋向，实现有效的气候治理。因而，气候正义与气候治理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及相互生成的，没有气候治理的现实境遇，便不能实现气候正义的实践性诉求，没有气候正义的价值导向，有效的气候治理实践很难成为现实。故正义理论的出场是正义理论与气候问题交互作用与相互形塑的结果，很好地表征着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气候治理的缘起与气候正义的逻辑生成　　气候治理的缘起与气候正义的逻辑生成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全球气候问题的愈演愈烈，呼唤着气候治理，有效的气候治理实践则需要正义逻辑贯穿其中，为其指引正确的治理航向。“气候正义”何为？何以建构？何以生成？通过对“气候正义”的前提性追问，我们发现“气候正义”的生成并非主观臆造的，也并非无病呻吟、可有可无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诉求和理论需求的。换句话说，气候正义的理论生成既是气候变暖问题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正义理论自觉演化的必然走向。　　气候治理的缘起是正义产生的现实温床。气候变暖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进行操作，制定全球化的气候治理方案。立足于当前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来看，实现低碳减排的国际合作是必由之路，而合作的前提是世界各国均认可的合作条件、合作道路与合作方案。因而，建构合理性和正当性兼具的气候正义原则就成为了逻辑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气候正义何为、何以生成的探讨就显得非常重要。世界各国为什么会认同气候正义原则是正义的？为什么愿意接受它？为什么愿意执行气候正义原则指导下制定的治理方案？这些都离不开合理有效的正义理论的指导，这是气候正义理论建构过程中必须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在气候正义的建构方式上存在着两种原则：一是坚持个体优先的个人主义原则；二是坚持整体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原则。如契约论就强调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的至上性，而功利主义则强调整体利益的至上性。基于个体优先的个人主义原则在处理气候问题时难以避免各方利益的变动带来的协议解体的悲剧，更难以形成全球各国、不同层次治理主体协同一致进行气候治理的集体行动。因而，全球气候正义的建构原则不应该基于“个体利益的相互妥协，而应该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①。只有建构基于全人类生存需要的正义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案，进而形成全球各国、不同层次治理主体协同一致的集体治理行动，才能达到全球气候治理的善治状态，取到良好的气候治理成效。　　古今中外，正义理论是一个永恒而长新的话题，随着社会实践的变迁，正义理论也在进行着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气候变暖时代背景下的气候正义诉求，其理论构建离不开对各传统正义流派思想理论的借鉴与吸收。作为正义论巨擘的罗尔斯开启了现代意义的正义理论，在罗尔斯自由主义正义理论阵营中分化出了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正义理论；在批判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基础上，以桑德尔、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正义观横空出世；以柯亨为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上述正义理论的基础上超越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上述纵横交错的正义理论为气候正义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构成了理论建构的重要思想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