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晚清改革趋势与溃败

　　**章革命改良二重唱 1911年1月30日是中国旧历辛亥年正月初一。所谓辛亥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像往常一样，辛亥年的大年初一照旧平淡无奇，该拜年的拜年，该上香的上香，京城内外一派节日气象。太阳照常升起，老百姓的日子还是那样不咸不淡，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地方。这一天唯一值得后来历史学家反复强调的，只是发生在武昌的一件事情，即湖北革命党人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将先前已经存在的"振武学社"更名为"文学社"。他们以研究文学为幌子，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后来又与共进社一起成为武昌首义的发难者、领导者。文学社的成立对辛亥来说，具有极其强烈的象征意义，但究竟是象征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还是象征着革命危机，或象征着革命进人低谷，其实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个人的革命 说文学社的成立意味着革命高潮的到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也就是过了十个月的时间，文学社确实和共进社发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这是从后来的历史反推过来的看法，而按照当时的感觉，文学社的成立，其实标志着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已经陷入低谷，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间，随着清廷立宪运动按部就班稳步推进，革命眼见着就真的没有希望了，革命者开始发急了，发毛了，于是开始一系列更惨烈的暴力革命，试图打开一个缺口，挽救革命。要弄清楚这个过程或道理，还是让我们简单回溯一下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晚清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起源并不是太早。经过几百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面对西方"新异族"的出现，汉族知识分子久已认同了满洲人这个"老异族"，久已没有传统中国士大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样的心理紧张，汉族知识分子在"我大清王朝"体制下活得也比较滋润，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这近半个世纪中，满洲贵族集团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而经营权、管理权都几乎交给了汉族高官，清廷虽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上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是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满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出力地工作。 汉族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反满意识强烈的孙中山，其*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而是要参与联合政权，希望在联合政府中谋得一个职务，哪怕这个职务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年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够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的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大清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孙中山的这些意见，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期望中的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对这四点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李鸿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向强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相比较，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唯一的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