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访谈录

　　《范伯群访谈录》：　　保住智慧的元气　　范伯群先生神情安然地坐在图书满架的书橱前，眉宇间是长者的慈祥温和，但隐约可见傲气和坚毅，手执一把打开了的折扇，扇面上写着“百味人生”——这是范先生自己很喜欢的一张照片。八十六年的人生旅途，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多少次似乎被其攫住，甚或在其间仆倒，但*终范伯群还是作为强者挺了过来，于是可以淡定地回眸来路，品尝人生。20世纪初，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的宇宙》一书中谈到两个矛盾的常识：一个是，每一事件总是由在先的某些事件所引起，因而每一事件可以解释或预言；另一个是，成熟而心智健全的人，总是具有在两种可能的行为之间自由选择的能力。这便是所谓“决定论的两难”：因果律的决定论是对自由选择的决定论的否定，反之亦然。范伯群先生在一生不断“被决定”的情境中作出的自由选择，便是对冈果律的反拨，至少是一种平衡，生命的能量从其中勃发，精神的创造因此而昂扬。　　“只要还有一点元气，就一定写”　　杨枝新村，一个坐落在苏州老城区的小区，东边门出去是东环路，路的对面属于苏州工业园区。小区由东往西是大约300米长的主干道，一路是各种店铺，卖蔬菜的、卖早点的、卖保健品的、房产中介、健身按摩……西边门区域，是一家社区医院和杨枝小学，被甬道和院墙隔开。医院有人进进出出，都是因为些小毛病，来开点药、打个点滴什么的，有的老人就只是来量个血压。医院前的道路和边上的楼房之间形成了一块犄角般的空地，如果天不下雨，总是人声喧哗。幼儿喧闹的声音，与一墙之隔的杨枝小学里的读书声应和着；看孩子的妇女们大声地聊着家常；偶或有一堆人围着看下象棋，看的人不时为博弈者的一招棋争论起来；有汽车从不宽的道路上拐进来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尖锐的喇叭声。　　“这里充满着生活的热情”，范伯群先生说。十多年来，他的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一本又一本的专著就是在这样的市井之声中写出来，发出去，给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在这些文字里，我们一点也听不见这嘈杂的声音。然而，这些文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这些声音密切相关，因为它们关注、研讨、探究的，就是市民大众的文学。　　当然，小区里的人们无意了解这些，只是知道这医院边上的楼里住着一个年纪很大学问也很大的老先生。天气好的话，下午4点多钟，人们会看见他慢慢地走出西边门，到两个小区之间的小公园里和林荫道上散散步。但他们并不清楚老先生确切的住址。一次，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学生远道而来，事先打听了地址，却跑了好几家也没找到，原来是打听来的信息有误。好在终于有一个聪明的阿姨，想到社区卫生站要求每一个前来看病的人留下自己的地址，就领着他到社区卫生站查阅门诊记录，于是找到了确切的地址。倒是上门服务的顺丰快递小哥们*清楚范老师的住址，并且知道老先生总是有很多的书信往来，有时候一包包的书从这里寄出去。　　2001年范伯群退休，2003年他便将原来的大房子让给儿孙们，一个人来到杨枝小区的一居室，这样便可以不受干扰地做他的学问，饮食起居则由一位保姆全部包办。三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北边一个杂物间，一个厨房间，都很小。客厅一个大冰箱，一个简易的四方桌，三把椅子，空地仅可转身。我**次带学生来拍摄的时候，两台摄影机只能支起一个，另一台只好手持。南边的房间是书房兼卧室，床上时常可见打开的书报杂志，床的对面一大排书架放满了书。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书是常用的，更多的书专门租了一个车库安放。床的北边是一排衣柜，床的南边靠墙放着一个稍大的桌子，桌上一台20英寸的显示器，显示器左边是一个7英寸的相框，里面放着1993年病故的范师母钱林仙女士的黑白照片。再就是一些书、杂志、文稿无规则地占据着桌上的空间，一直延伸到靠着阳台窗户前的稍小的桌子上，和其他剪刀、胶水之类的日常小用品安然相处。　　这仅可容膝的空间里，装载的却是一个阔大无边的精神世界。被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评价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范先生独立撰写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就在这里完成；他率领第三代学人著述的120万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也是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校订完毕……　　十多年也就是弹指一挥间，但这斗室之中凝聚的精神能量，却让生命的密度改写了时间的长度，仿佛扼住了时间之矢的奔突。多年以前，我在范先生散步的时候与他相遇，谈起他的近况，他很开心地说：“我没读过研究生，现在退休了，在这里体验了读研究生的感觉。”今年采访他，他又对我说：“我退休以后又读完了四个大学。”以学制来度量生命的长度，蕴含着范先生的时间体验和时间观念，大概只有从未脱离过学术的人才有这样的幽默，只有将学术研究作为志业的人才有这般的洒脱。　　1978年，范伯群调入了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苏州大学。他说当时他就立下一个志愿，就是要把“文革”以前各种运动浪费的时间补回来。“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精神，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填补历史的灾难造成的空白，整个社会的活力由此进发出来。对范伯群个人来说，这一决定做出来以后，不仅意味着人有了干劲，身上的担子也重了，蓄积已久的能量也就爆发出来，出了书，有了成就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超越了时代，内化为一种个人的习惯，一种身心俱往的自觉意识。他说：“我—直有这个补回来的思想，一直有的，就是说以后就形成一个习惯了。”　　显然，一种习性的养成，内在的意志和秉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早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范伯群就与好友曾华鹏商量，不能就此过下去，一定要保持住智慧的元气。四十多年后，范伯群回忆起那个时候自己内心的感受：“我现在就算要断气了，还应该写，只要还有一点元气，就一定写。社会可能把你压到你只能开一个馒头店、馄饨店的地步，这是你的生活，但你的元气还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把读书写作当作一种智力游戏来考虑的。”那时候，他和曾华鹏肯定没有想到，有一天这智力游戏会变成铅印的文字，公开出版的文章和著作。这在不自由的情境中做出的自由选择，才使他们身体和心灵保持着韧性，维系着一种抗力，而终于能战胜共同命运的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