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间:1919—1939

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是多事之秋的美国被悲惨的一天。从股市开盘的那一刻起，恐慌性的抛售就开始了。尽管股市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出现了短暂的反弹，但事实证明，收盘时股市的成交量高达1600多万股。损失是惨重的，以至于上一年的收益全部化为泡影。实际上，事情比表面看上去的还要糟糕。股票的成交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股票出售的消息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直到股市收盘时交易商们才悲伤地接受了股市崩盘的事实。“黑色星期二”一天的股票成交量就超过了平时三个月的交易量之和。这一天是华尔街股市崩盘中*具代表性的一天。 “华尔街股市崩盘”的案例有很多，但是股市的崩盘往往伴随着股市的繁荣而来，也就是所谓的“华尔街繁荣”。股市的繁荣或崩盘并不是由于，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经济环境造成的，而是由人们的渴望造成的。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杜邦公司都担任过要职的企业界大亨约翰· 拉斯科布就毫不掩饰地表达过这种渴望。 1929年夏末，他接受了《妇女家庭杂志》的访问，该杂志以《人人都应该富有》为标题公布了访问内容。他们不仅应该富有，拉斯科布进一步说道，只要他们稍微付出一点点努力能够富有。美国注定要更加繁荣，没有所谓的衰退，没有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只有更加稳定的增长和越来越舒适的生活方式。他所讲的不仅是美国人民想要听到的，而且是他们一直以来相信的。稳步上升的就业率，持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不断增长的工资，都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表象和明显标志。 但是，比上述因素都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越来越把国家财富、个人福祉与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和证券的浮动联系在一起。尽管偶尔会有所下挫，但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股票经历了疯狂的上涨。随着股票经纪人的目光从报纸上的金融版面转移到战争、瘟疫和体育活动的版面，美国人对于股票投机越来越着迷。实际上，投身股市已经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现象。甚至那些没有聘请股票经纪人，之前也丝毫没有买过股票的人都注意到了美国各大公司股价的疯狂上涨，他们都在沉思，如果当初有足够的钱和敏锐的头脑投身股市，他们本该拥有比现在多得多的财富。“1929年股市投机的真正惊人之处并不在于参与人数之广，而是它变成了一种核心文化。”经济学家J.K· 加尔布雷斯写道。 所有人，甚至对股票没有什么兴趣的人都对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着迷不已。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繁荣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只有少数人持怀疑态度。“你和我有相同的感觉吗？”纽约州的州长富兰克林· 德拉诺· 罗斯福问一位朋友，“股价总有一天会停止上涨。”然而，大部分投资者都不相信这种论断。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放缓，甚至会停滞一段时间让市场重新恢复活力，但是对华尔街来说，股价上涨，再上涨是唯一的可能。对金融市场持如此乐观态度的不仅仅是投资者和证券商， 1923—192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卡尔文· 柯立芝也认为，他应该给繁荣的市场再加点油，而不是遏制它的势头。在就任总统几个月之后，他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言论：“美国人的主要事务就是做生意，而总统需要做的就是为其指明方向，并在一旁摇旗呐喊。”他的继任者赫伯特· 胡佛虽然意识到局势中潜在的风险，但到了关键时刻，并没有持续下大力气让民众保持冷静。1929年10月，他满怀希望地宣称，“国家的经济……建立在健康繁荣的基础之上。”不管他是否相信，但可以看出他并不想往熊熊燃烧的火焰上泼冷水。胡佛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绝对有理由相信，任何勤劳而智慧的美国人，都能凭借努力，即便没有成为百万富翁，也能为自己赢得舒适的生活环境。“救济院正在从我们中间消失，”他在竞选演讲时大声疾呼，“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迎来全世界完全消除贫困的那一天。”胡佛口中的“全世界”应该只包括美国，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保证。 胡佛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近乎失控的繁荣下潜在的风险，尽管他认为有必要进行抑制，但却苦于没有进行抑制的武器。他手中就强大的武器莫过于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显然这个机构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这种近乎失控的繁荣的助推者。1927年初，由于处境艰难的欧洲银行家持续施压，纽约联邦储蓄银行降低了再贴现率，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莱昂内尔· 罗宾斯总结道“从那天起，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 1929年2月，联邦储备银行首先感受到了危机，他们一再主张将再贴现率恢复到1926年的水平，甚至主张提高再贴现率。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敢采取侵犯众多投机者利益的措施。公众一直认为增长是必然的，巨额利润是理所当然的，该委员会也不敢触怒处于亢奋状态的公众。它就这样拖延着，犹豫着，当终于下定决心要提高再贴现率时，因为幅度太小而没有什么作用，此外一切也已经为时已晚。即便是这些小心翼翼的措施，也遭到了投机者和信奉增长的公众的强烈谴责。“只有两件事情能够阻碍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联邦储备银行召开的会议。”喜剧演员威尔· 罗杰斯宣称。联邦储备银行知道提高再贴现率不受欢迎，也不敢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因此未能在这次危机中尽到自己的责任。 几年之后，英裔爱尔兰记者克劳德· 科伯恩在纽约创办了言辞犀利的报纸《周刊》， 10月24日星期四，他与极其富有的银行家埃德加· 斯派尔共进午餐，斯派尔在伦敦发家，当时住在纽约。他沿着华尔街步行前往斯派尔位于华盛顿广场的宅邸，被金融区周围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所震撼。这些人显然没有什么目的，彼此之间也不说话，只是观望和等待，仿佛在盼望着某些不可预测但又意义重大的事情发生。不过在斯派克的宅邸似乎就没有这种恐惧和忧虑，一切都风平浪静、井然有序。接着，仆人聚集的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骚动，一个深色疲惫的男管家来请斯派克过去。厨房里有一台自动收报机，仆人们就依靠它得知在华尔街发生的事情。他们手中都持有股票，当然，在他们雇主眼中，他们持有的那点股票根本微不足道，但造成的损失依然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所听到的就是一场逐步加深的灾难，似乎每过一分钟，事态的发展就愈严重，造成的灾难也就更彻底。斯派克匆匆离开了饭桌，那一天就再也没有回家。剩下的客人默不作声地吃完午餐，然后回到这个越来越沮丧的城市的各个角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下午三点钟就结束了，但是股价下跌造成的危害如此之大，导致成交量居高不下，股票行情记录器直到晚上七点才记录完*后一笔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