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

长江，武汉；洪水，瘟疫｜国家的挑战与应对 编者按： 本文截取夏明方教授新书《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中的有关片段，看似碎片化的时间与事件，背后却预示着历史与社会的走向。 片段一｜1931年长江（武汉）洪水与瘟疫 1931年，江淮流域爆发了大水灾。1931年6月下旬，正当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滂沱之时，身兼“淮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亲莅南昌”主持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往返南城、南丰、广昌等地督战，历时一个半月，江淮流域正是在此期间遭到了大面积的水灾。 1931年8月17日，正当汉口市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在做什么呢？当时宋美龄的母亲去世，蒋跑到上海为岳母执绋去了。 8月2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应钦从南昌发来的“促请赴赣督剿”的急电，当天又匆匆乘舰再赴南昌。当时，有人在《申报》上批评他，他便坐在这条战舰上，“由苏而皖，自赣而鄂，上下千里”地转了一转，算是对灾区的“视察”。 8月28日，蒋跑到了汉口，9月1日发表了一封《呼吁弭乱救灾》的电文。在电文中，他直接说：“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匪’，不计其他。”对于大水灾的责任问题，他则认为此属“天然灾祲，非人力所能捍御”。蒋介石只顾打内战，虽然对救灾事业不是没有一点贡献，但确是没有放在心上，有时甚至将天灾的发生诿诸老天爷。 蒋介石到达汉口的时候，汉口正在闹瘟疫，他待在舰上根本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官员就坐个小船上舰去给他汇报。 片段二｜1954年长江（武汉）洪水 1949年后，面貌发生了转变。从蒋介石面对长江巨浸时那种“此乃天然灾浸，非人力所能为”的别有用心和无可奈何，到1954年中国共产党人动员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抗击洪流，并成功地实施荆江分洪，保住了武汉三镇，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片段三｜2020年武汉疫情 中国政府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采取的封城行为，在海外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似乎是典型的“国家专制主义”行为，是对人类自由天性的束缚。事实上，在历经这场灾难的局中人看来，这样的“专制”，应该叫做“病毒专制主义”（或者广义而言属于“灾害专制主义”）更为恰当；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如果中央政府不果断采取自上而下的雷霆般的封禁措施，而是像早期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那样颟顸、迟顿，则必定受到来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西方世界后来对封禁之举的局部仿效，在很大程度上也显现了疫情之超越意识形态的破坏力。在此类特定的情势之下，极端的自由放任，反而可能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人道主义渐行渐远。 不过，要是我们把今日病毒的全球大流行都看成是病毒自身的特性所致，则肯定大谬不然。毕竟在传染源、传染路径以及传染群体之间，在疫情的起源、爆发、传播和扩散的链式过程中，这一病毒，像历史时期的其他任何病毒一样，还是给人类留下了可以隔断的缝隙。而中国在武汉疫情爆发后举国抗疫的成功，足以说明人类在逆转自然进程的方面还大有用武之地，哪怕采用的主要是古老而机械的物理隔绝法。相比于欧美等国后来的表现，这一办法是如此的简捷，如此的有效，以致不少海外政客对中国的抗疫成果抱持极大的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