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

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凌晨6时偷袭珍珠港，重庆得到消息是第二天凌晨1时。蒋介石当时正在郊外的黄山官邸过夜。等到凌晨4时，董显光才来电话报告开战消息。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他起床后一如往常地进行晨祷，随即返回重庆市区，迎接一个崭新的局面。
按照蒋介石的叙述，他对珍珠港事件的**个反应是后悔，觉得自己早先不应该过度敦促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以致日本丧失谈判耐心而决心展开攻击。但是到了12月11日，他又从日本攻击西方国家的速度之快和执行之彻底等迹象得到一个新的体会。他推测日本必定是早有预谋，而且经过长期准备，绝不会因为美国在谈判桌上牺牲中国利益而改变其主意。
对于罗斯福经由胡适传来的警告，蒋介石则要到12月14日才在日记中做出反应。根据他的记载，他既感到不快又大为不解，何以像罗斯福如此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不能超越典型西方人对华人的优越感，居然以为中国人对美国的被突袭会幸灾乐祸。在蒋介石看来，也正是这种白人的优越感，才会使英美两国对于日本的攻击都疏于防范，以致一败涂地。
事实上，罗斯福传递给蒋介石的口信，的确相当符合当时一般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认定中国不想靠自己的努力，而只想搭美国的便车战胜日本。这条思路为某些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既能观察又能解释中国行为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又进而影响到他们制定的对华政策和与中国政府交往的态度及策略。对于持这种心态的美国领导人而言，他们在同盟关系一开始就已经把自己带上了一条闭门造车的道路。这个现象在本书后面许多地方将会展开讨论。
12月8日，中国领导人马上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它究竟应该只对日本单独宣战，还是对所有轴心国家(日本、德国、意大利)同时宣战。对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因为领导人的意见颇有分歧。有人强烈主张立即向三国宣战，也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小心观察西方国家的动向再做决定。当然，*重要的还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
其实早在1940年底，蒋介石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各种可能性和中国的应对之策，已经在心中演练了许多次。在他看来，中国*坏的出路是与日本媾和，因此完全不予考虑。除此之外，即使在西方非轴心国与轴心国之间发生战事时，中国也没必要仓促做出选边决定。相反地，中国应该先观察局势的变化，然后再做定夺。具体言之，假如西方非轴心国很快就丧失了南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话，那么中国就应该置身战事之外。因为如果中国与西方非轴心国的通道被切断，中国就无法从西方阵营获得有意义的援助。更何况，中国如果加入西方阵营，可能还会开罪苏联。而当时苏联仍然是中国政府心目中*有价值的盟国，蒋介石也*希望日苏之间能够开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国贸然加入西方阵营，只会增加苏联与日本联手欺压中国的风险。这是中国*应该避免的局面。反之，如果西方非轴心国在开战之初能够在南亚和东南亚站稳脚跟，那么中国与西方非轴心国结盟就可以获得实质援助。因此蒋介石提醒自己，在苏联表态之前，中国务必置身西方非轴心国与轴心国的战争之外。等到情况明朗后，中国再决定是否加入西方非轴心同盟。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于国际局势曾经做过相当理性的思考。
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却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先前做过的分析。可能是珍珠港事件过于戏剧化，以致打乱了他的盘算；也可能是日本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攻势凌厉和进展神速完全出乎他意料，使他没有时间从容思考。蒋介石与其他人一样，在震惊之余，只能在巨大压力下立刻采取行动。其结果是，蒋介石排除了部属的建议，改而主张立即对所有轴心国宣战。唯一没改变的是，他依旧*关心苏联是否会对日本宣战，因为在他看来，此时只有苏联参战才能真正伤害到日本，也符合中国的*大利益。
蒋介石态度的大转弯无疑也受到美国政府的严重影响。因为与此同时，罗斯福正在华盛顿向宋子文保证，他已经接到苏联的承诺，一旦苏联军队开抵预定位置，便会立即对日宣战。副国务卿本杰明·韦尔斯（Benjamin S. Welles）紧接着也告诉宋子文，罗斯福希望中国能够立即对轴心国宣战，因为苏联正在整顿军队以便马上对日作战。后来的发展显示，美国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传达的此项信息应该是虚构多于事实。
虽然中国人无法知道美国人对宋子文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但是蒋介石还是在当天下午便通知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驻华大使，申明中国决定同时向三个轴心国宣战，并催促它们的政府也立即采取同样行动。他同时还要求各国领袖庄严宣誓，绝不与敌人单独媾和。次日，蒋介石又召集中国领导人会商，决定即刻发布向轴心国宣战的文告。该文告随后在当晚7时向国外发出。中国政府的这些动作都表明，它此时对于美国传达的信息已经照单全收，认为苏联的参战必将在短期内实现。
事实上，在中日两国四年多“战而不宣”的日子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希望能够争取到的盟国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苏日开战才能即刻威胁到中国境内的日军。因此自从1937年以来，蒋介石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满怀兴奋地预言苏日战争即将爆发。所以等到美日战争果真爆发时，中国领导人其实并不感到特别兴奋。纵使如此，他们依然决定把国家命运与西方国家捆绑在一起。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中，为自己的行为动机提供了一些饶有趣味的信息。他写道：“本日决定对倭、对德意同时宣战，其用意乃在放弃其无关紧要与(无关)侵略暴行之德意，而获得利害密切之英俄也。且得对俄、对英、对美皆有发言之地位。此种大事必须在大者远者着想，决不可留有余地后步，或为投机取巧纤微之心也。且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之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
这段话至少透露了两个关于蒋介石当时心情的信息。一是对于中国而言，英苏两国至少与美国同样重要；二是蒋介石此时已经在努力防止任何同盟国去与日本单独媾和。我们同时应该记得，当时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损失惨重，全国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唯恐日本会从阿拉斯加经陆路进攻美国本土。正因为它自顾不暇，所以特别急着想把中国拉进同盟国阵营。日本陆军当时的*大战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日本陆军当时有51个师团(170万士兵)，其中28个师团在中国东部战场，13个师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有鉴于此，任何美国人以为中国领导人在1941年12月想搭美国顺风车、妄图不战而胜的想法都是误判了当时的世界大局，耽于自抬身价的妄想，也不熟悉中国官方的思路所致。以当时情况而言，美国政府想拉拢中国成为盟国的紧迫感，绝不亚于中国政府想成为盟国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