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子

曾宪国的生活版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长并没有逐渐缩小，重庆两江之间的众多老街与旧巷依然是他过去与现在*喜欢流连的地方。每天上午，他例行出门，通常是去喝“坝坝茶”—— 在长江与嘉陵江边，在临街的露天坝坝上，总是有这样*平民化的茶园。春秋季节，天气温暖，到某个露天茶园，他与他的兄弟们相聚，海阔天空，东南西北；冬夏之日，寒冷与酷热降临，他会到闹市里的某个咖啡馆，冬有暖气、夏有空调，挑一个凭窗的座位，独自一人，看书看街景。中午，通常他习惯去一个熟悉的苍蝇馆子，要几个家常菜或二两小酒，或呼朋唤友，或独自品咂。 多年来，大家都知道，即使他已经鬓染霜头飞雪，但他依然不喜欢离群索居，隔个三五天，总是要和朋友聚聚——可以侃侃而谈，也可以聚众啸傲，谈兴酣畅时，更不妨“老夫聊发少年狂”。他的朋友里有年轻时曾经一块爬过电线杆子的供电局工友，有中年时一起办过报纸或搞过创作的同事，有退休后在茶座饭局聚会或街上偶遇的“故知”。 每天，曾宪国的作息时间是雷打不动的——上午出门去喝“坝坝茶”，中午就近在街边吃饭，下午回家，或读书，或酝酿，就着一杯咖啡，将点点滴滴的思考转化为文字。晚饭很简单，云淡风轻。饭毕他又出门散步。下半城正在拆迁，也正在大兴土木。改建的十八梯未见雏形，花街子的人气已散。那么，往东走吧，去东水门大桥转转；或到长江边看看吧。江风阵阵，几条正在清淤的挖泥船整天轰隆隆聒噪得不得安宁。 　　 在重庆市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熟谙的是这个半岛形的地域与地形——从菜园坝到朝天门，从上半城到下半城，从花街子到解放碑，往东是朝天门，两江汇合之处；往西是菜园坝，老火车站，每天熙熙攘攘。下半城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有人物的地方，每一扇窗户，每一条巷子，每一家商铺，每一座楼房，每一位男女，都应该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少都出现在他的小说里。 曾宪国的得意之作应该是他的长篇小说《门朝天开》，我猜想，这应该是曾宪国在冥冥之中得到的一个绝佳书名。一部长篇在杀青之前或酝酿阶段，能得到这样一个恢宏的题目，应得益于作者的灵气与运气。在重庆，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在“门朝天开” 四个字里猜想到小说的具体方位——在重庆，仅就众多的地名及其地理位置而言，它们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小说。而且，由于进入到小说，它们会被人们反复谈论并深入内心。歌乐山、杨家坪、沙坪坝、化龙桥、两路口、牛角沱、上清寺、朝天门、海棠溪、上新街、龙门浩等地方，曾出现在罗广斌与杨益言的《红岩》里；出现在麦家的《风语》中——虽然他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并未到过重庆，仅仅凭借一张过时的重庆地图；出现在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里，因为她对她家与南岸，以及当时社会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与恶劣环境有着深刻的记忆。 我与曾宪国同在一个大院的一座住宅楼里，这个大院现在高楼矗立。过去唯一一幢巍峨的办公大楼，几年前随着报纸的式微，出租改建成为一个民国风的宾馆。当年的兴盛与热闹，都被风吹雨打去。本是职工居住的住宅楼，不少主人或走或散，不禁令人唏嘘。 作为多年的邻居，我习惯性地尊称他为老曾。 在曾宪国的创作中，在其地域性的叙事里，重庆的真实地名并未有多少涉及。小说毕竟是虚构的，无论是人物，还是具体的街道，或者是某个具体的巷子。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他小说地名中寻找到原型之地——比如那个反复出现的“顺城街”，应该就是下半城的储奇门与花街子吧。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版图中虚构的一个地名，这个巴掌大的“顺城街”活跃着他笔下的多位人物—— 老伴去世孤单一人的李渝山，与患病老伴彼此厮守的杨明亮，两人相约的地方是顺城街的露天茶园。 每次我到花街子，看到街边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里的那些陌生男女，看到中午他们手捧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快餐蹲在路边大快朵颐，看到那些正在拆迁的破旧商铺与永远难以干净的街道时，我就想这就是老曾笔下的那个顺城街与那些人物吧。花街子，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往返不知多少次，早已烂熟于心。那些成排的菜摊，那些卖油盐酱醋的小店，那些擦皮鞋的女人，那些因划鳝鱼、卖活鸡、开饭馆而腰包逐渐鼓起来的商贩，现在闭眼都能在心里烈火烹油般地复活，并散发着这条老街独有的下半城气息——市井人群，住房逼仄，地面脏乱，车辆拥挤，生活热烈。 一座城市无论怎样发展，其方言都很难改变。在上海等沿海城市，随着外地人口的大量涌入，人们已经开始担心方言会失去应有的活力与生命。但是在重庆，无论孩子还是中老年人，用方言交流的习惯依然如磐石般，有着难以替代的稳定性。 在南方地域的写作者中，尤其是江浙作家，他们普遍认同普通话，在作品中可以轻易地屏蔽地域性方言。无论是王安忆、苏童、格非还是毕飞宇，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尽管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其各自的地方口音。但有一部分人却难以摆脱方言的思维与方言的习惯，他们中的成功者，比如李劼人、沙汀、周克芹，比如沈从文、周立波、何士光，还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繁花》的作者上海作家金宇澄。 在北京甚至北方，走南闯北的老曾尽管可以费力地卷起舌头，笨拙地说几句普通话，但仍需不时地将重庆方言的“言子”（词语）转换为普通话的字句，这多少会给他带来一些交流上的障碍。虽然他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饱尝与吸取到的是普通话的语言与叙述方式，但一旦进入自己的个人写作，潜意识里便不自觉地运用起方言的腔调、方言的字句与方言的语感——这是他地域性叙事中*鲜明、*酣畅、*快意的写作。许多被人们早已淡忘的重庆方言，那些散落在民间在底层的“言子”，在他的笔下，在他人物的口中，又悄然复活了。 在我多年的文学编辑工作中，对于方言写作，我历来保持一种警惕。毕竟方言写作需要强大的语言驾驭能力与深厚的文字功力，毕竟有地域性的限制，毕竟有生僻难懂和难以对应的合适字词，以及阅读上的障碍——在整体叙述中，方言的腔调会时常影响流畅的语感，让正常的叙述险象环生。 写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辛苦而又有难度的。小说，在今天被众多写作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形式进行探索后，对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一个挑战。尤其在今天，世界是广阔的，丰富的生活永远有待写作者去认识、发现与书写。每个人的经验、认识、观念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如何从自己熟悉与喜爱的题材、人物、语言、叙述和思想的多重限制中突围，是写作者必须面对和跨越的障碍。 曾宪国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新闻媒体行业的报人，作为一个“别无他求”的纯粹创作上的“票友”，他在小说里得到了难以想象的自在、快意与满足。 这是他的追求，也是他的初心。 （宁小龄，《人民文学》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