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校雠史稿

　　《校雠史稿/中州问学丛刊》：　　《访书志》著录的尤刻本为绍熙壬子（1192）修补本，距尤刻本初版的淳熙辛丑（1181）仅十一年，但据书末计衡跋称补版有三百二十二，亦可见修补之多。杨氏叙录重在考究版本源流，所论颇具启发性，但失误亦较多。杨氏谓：“唐代《文选》李善注及五臣注并各自单行，故所据萧《选》正本亦有异同，至五代孟蜀毋昭裔始以《文选》刊板，传记虽未言以何本上木，然可知为五臣本。”所论尚大体得当。然杨氏似过于信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胡氏《考异》序所说，认定世无李善单注本，虽注意了袁本所载国子监准敕节文，却做出了错误解读。实际上对此文稍加研读，亦可知宋时国子监刊有李注本。杨氏又以尤袤所称的四明、赣上刻本亦为从六臣本摘出的李注本，则属草率。杨氏随手抽第十三卷与胡刻本对勘，发现两者有所差异，有胡刻本误而此本不误者，故“以斯而例，则胡本亦未可尽据”，这是不错的。由于尤刻本经过多次修补，故虽同为尤刻本，若为不同的修补本，则二者亦有所差异。而杨氏又称“原本俗字胡本多改刊，原本中缝下有刻工人姓名，胡氏本则尽刊削，是皆足资考证者”，所谓胡本多改刊，恐是胡本所据底本所为，非胡刻本所改，而今见胡刻本中缝亦有刻工姓名，不知杨氏何以有此说，或其所据乃胡刻本的翻刻本。　　杨氏叙录称在日本时又见枫山官库藏宋赣州刊本，足利所藏宋本（当即明州本），又得日本庆长活字重刊绍兴本及朝鲜活字本（当即奎章阁本），据诸本校胡氏本，认为“延之当日刻此书，兼收众本之长，各本皆误，始以书传校改”，这是较早对尤刻本性质所作的推测，值得重视。版本所见既多，前人校勘之局限则愈明，故杨氏曰：“胡氏勘尤本，仅据袁本、茶陵本，凡二本与尤本不同者，皆以为尤氏校改，此亦臆度之辞。如《西都赋》‘除太常掌故’，袁本、茶陵本并作‘固’，尤作‘故’，《考异》谓尤氏校改，不知绍兴本、朝鲜本及翻刻茶陵本并作‘故’，非尤氏冯臆也。”从今天看，《考异》误认尤袤臆改的例子确实不胜枚举，亦足见版本在校勘中的重要意义。　　《访书志》著录的另一种刻本为赣州本。“书中善注居前，五臣居后，今以袁褧本校之，凡五臣所引书与善注复者则删之，其不复而义意浅者亦多删之，其善注往往较袁本为备，盖袁本以五臣为主，故于善注多削其繁文，此以善注为主，故于五臣多删其枝叶也。”杨氏所述甚是。“又其中凡善注之发凡起例者，皆作阴文白字，如《两都赋序》‘福应尤盛’下，善注‘然文虽出彼’以下十九字作阴文，又‘以备制度’下，善注‘诸释义’至‘类此’二十字亦作阴文，此当有所承。”可谓细心，而此种特点还值得探讨。杨氏又曰：“善注单行之本久佚，余疑袁氏刊本即从此本录出，若元茶陵陈仁子刊六臣本及明吴勉学刊六臣本，虽亦善注居前，而又多所删节改窜，更不足据。”对茶陵本、吴勉学本的论断属实，然疑袁本从赣州本录出则误。杨氏曾见明州本、奎章阁本，皆六家本，不知何以有此疑，或是在见诸本之前所作叙录耶？总之，从杨氏《访书志》所作叙录看，其收藏或寓目版本颇多，且多为珍本，其对《文选》版本的研究也值得参考，但其中失误不少，与其所见版本的贵重不相符，大概是因未深入综合研究之故。另杨氏还曾应田潜之邀为田氏所得《文选集注》撰有题跋，是较早对《文选集注》的研究成果之一，杨氏结合自己所见诸多古抄本，认为“可知当唐时，《文选》流传异同甚夥，不得以善注、五臣本遂谓足尽《文选》之蕴也”，认识较前人更趋深入。　　另，日藏《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是这时期《文选》版本的一大收获，罗振玉、杨守敬、田潜、董康等人对此皆有贡献，罗、杨诸人还对《集注》作了初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