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西迁

依托西部富源，夺取抗战胜利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国民政府得以以中国西部广大的土地，以及丰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依托，源源不断地取之并用之于抗战，从而在长达八年之久、艰苦异常的全面抗日战争中，经受住了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人力众庶、市场广大的优势，但少资金、少技术、少人才，使得其固有的潜力得不到开发，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利用，从而形成了与中、东部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重庆，中东部地区众多的工厂、机关、学校、人才、资金等纷纷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西部地区，并与西部地区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相结合；加之国民政府为支撑抗战及维持、巩固其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金融、增加收入的方针与政策，这些都大大促进了西部诸省的开发与建设，使得其经济与社会均呈跳跃式的发展。而西部广大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又反过来为伟大、持久、艰苦异常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盾，成为支撑中国抗日战争*为重要的力量和基地，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人力论，西部数省在抗战爆发后，除将已编练好的近百万军队直接开赴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外，还征募了数百万的壮丁源源不断地补充前线各战场。而且由于东部、中部各省或沦于敌手或处于战区，所以西部各省不仅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的主要来源地，也是战时政府一切征工的主要承担者。例如四川省在抗战爆发后，除先后调派7个集团军、1个军、1个师、1个旅约40万人开赴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外，每年还要向国家输送10万以上、30万以下的壮丁，八年间四川输送的壮丁总数多达2,578,810名。此数尚不包括各特种部队及机关学校在四川招募的壮丁数及出川各部队自行募补的壮丁在内。除此之外，四川还先后为修筑道路、开凿防空洞、建筑飞机场及其他军事工程征调了数百万的各种工匠与壮丁，其中仅1943年10月开工修筑的B-29空中堡垒飞机场，即征工150万左右。又如云南省，该省在八年抗战中“共献出自己的子弟37余万人，先后组成第六十、第五十八及新三军，开赴前线杀敌”。此外，在人力物力极度缺乏、施工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云南还动用民工15万，用短短的七个月时间，即修建成了战时中国对外的重要交通线——滇缅公路，其工程之迅速，深受国际社会的称誉。除此之外，云南还征调数十万民工，修筑并扩大了沾益、祥云、保山、蒙自及昆明巫家坝机场，“对支援我国和盟国空军掌握空中优势，歼灭日本海陆空部队，起了巨大作用”。再如贵州省，在抗战爆发后，该省除有11个师的黔籍部队约10余万人奔赴前线直接抗战外，还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兵员，1938年至1942年五年间即输送了457,278名，若加上1937年、1943至1945年三年间所征募的壮丁，此数当更为庞大。当时贵州人口仅1050万，以此相较，亦可见贵州人民对抗战贡献之巨大了。此外，为修筑公路及建筑飞机场等军事设施，于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贵州共征用3000多万个民工，民工在工作中受伤者超过20,000名，死亡者2000名以上。这充分体现了贵州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以物力论，抗战爆发后，由于我国开发*早且*为富庶的华北、华东及华南等地迅速沦陷，中原、华中广大地区又相继沦为战区，广大的西部大后方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国民政府“军需民用”的主要生产地与供给地，而中国西部特别是西南数省，它们经过国民政府的开发，经过各省人民的建设，成了战时国民政府赖以支撑、维系战争的支柱。例如粮食供给，西部各省人民在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壮丁被征往前线作战及后方做工后，依靠老弱妇孺的努力生产，不仅维持了西部各省人民自身的需要，基本满足了因战争内迁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与政府机关职员、工厂工人、学校师生的需要，而且还将大量的粮食交给政府，送赴前方，以满足前方数百万将士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以来，到1945年止，全国22个省区的田赋征实（包括征借、征购）共得稻谷203,865,925石，小麦41,186,088石，其中西部10个省区即征得稻谷112,977,303石（其中四川77,493,044石，西康2,067,384石，广西8,456,201石，云南14,281,794石，贵州10,678,880石），占总数的55.4%；小麦26,455,110石（其中陕西14,023,169石，甘肃6,250,074石，青海632,521石，宁夏1,971,334石，新疆3,578,012石），占总数的64.2%。除此之外，作为主要消费城市的陪都重庆，也分别在1944年、1945年被征稻谷26,631石、26,998石。上面所列数字，尚不包括西部各省人民为前线捐献的粮食在内，而这个数字在八年全面抗战间也是相当大的。以四川为例，仅1941至1945年为改善士兵待遇所献的稻谷，即多达2,344,758石。 再如军需品的供给，由于我国兵器工业发展的先天不足，使得绝大部分武器及其原材料都要仰仗外国进口。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不仅封锁了我国的海岸线，而且向英、法等国施加压力，禁止外国武器从越南、缅甸等地输入中国。在迫不得已的条件下，由东部、中部地区迁到西部大后方的10余家兵工厂及战时在大后方新建的10余家兵工厂，即成了战时支撑我国抗战的重要军火库，广大的兵工厂工人克服种种困难，生产了大量的常规武器，源源不断地补充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至1945年间，仅四川境内的第10工厂、第20工厂、第21工厂、第24工厂、第25工厂、第50工厂即生产了各种枪弹85,414万发，各种步枪293,364支，轻机关枪11,733挺，马克沁重机关枪18,168挺，各种口径的火炮13,927门，各种口径的炮弹5,982,861发，甲雷424,402颗，手榴弹9,556,611颗，各式掷弹筒67,928具，各式掷榴弹1,546,047颗，炸药包3,764,334个；第24工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则生产了各种兵工器材717,469件（生铁、钢材、钢锭、铸品等除外）；第2工厂、第23工厂、第26工厂则月生产发射药24.5吨，氯酸钾炸药9吨，开山炸药3吨，各种特种弹1.5万颗，防毒面具13,200副，防毒衣19,500套，防毒口罩99,000只。除此之外，刚刚迁到后方的各民营工厂也依照战时“军事**、胜利**”的*高原则及“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的生产建设方针，积极配合各兵工厂的生产，于战争期间生产了大量的军需产品供应前方。早在1939年，内迁重庆、复工不久的顺昌、大鑫、复兴、大公等机器铁工厂每月即可生产手榴弹30万个，迫击炮弹7万发，飞机炸弹6000余枚，机枪零件千套，子弹机30部，大小园锹30万把，大小十字镐20余万把，鱼电引信千余个，陆军测量仪器200套，军用炮表10枚，军用纽扣500万枚。嗣后，随着各厂生产规模的扩大及复工厂家的增多，所生产的军需产品数量也就更加庞大。这样，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各兵工厂即成了全面抗战八年供应前方数百万将士常规武器取之不尽的源泉。据军政部兵工署的统计，抗战期间，我国除极少数武器不能制造、仍需依赖外国进口外，一般常规武器均能满足战争的需要，有的武器甚至还略有剩余：如重机枪，战时平均每月损耗119挺，生产195挺；迫击炮每月损耗59门，生产144门；枪、掷弹筒每月损耗267具，生产877具；手榴弹、枪榴弹、掷榴弹每月损耗245,821个（发），生产352,579个（发）。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广大的西部地区源源不断的物力补充，要支撑八年之久的全面艰苦抗战，是根本不可能的。 以财力论，抗战初期华北、华东、华南等地迅速陷于敌手，国民政府先前赖以维持国家财政支出的关税、盐税、统税等也因之大大减少；而战争的持续与扩大，又使国家的财政支出剧增。收入的锐减与支出的激增，造成国家财政战时的巨大赤字。为了支撑战争，国民政府在财政税收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诸如增加税种、提高税率、发行公债、增发钞票、倡导节约建国储蓄、节约献金、实施专卖政策等等，而西部各省也就成了这些方针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成了战时国家税收的主要供给地和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承担者。全面抗战八年，西部各省究竟负担了多少国家财政支出，迄今虽乏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我们仍可从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录中，证明西部各省是战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承担者这一论点。据不完全统计，财政部直接税署所属40个分局自1937年起到1945年止，共征收直接税38,929,078千元，其中西部的川康、陕西、广西、云南、贵州等13个分局所征直接税即达25,349,306千元，占总数的65.1%。其他货物税、关税、盐税等，西部诸省也承担了绝大部分。而各种公债、粮食库券，西部各省人民仍是主要承担者，例如1942年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1亿元（以法币100元折合美金5元之比率，由储户以法币折购），自该年4月1日开始发行起，到1943年7月底止，共收法币146,109万千元（折合美金7300余万元），其中西部的重庆、四川、陕西、云南等10省市即认购了1,399,345千元，占认储总数的95.7%。再如1940年，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预计在国内征募寒衣代金600万元，其中分配给西部各省的数字是340万元，占总数的56.7%，其中，仅四川省和重庆市即达120万元，占总数的20%。又据孙震所著《四川进一步统一与抗战》记载，1938年，仅四川一省即向中央国库解交盐税2300多万元，田赋2000多万元，禁烟收入2000多万元，统税、烟酒税1000万元以上；1939年、1940年上缴数亦大致相同。而且此数仅限于正税，所承担的其他各种公债、节约建国储蓄、摊派与各种献金数均未计算在内。而所有这些，又是一个十分庞大但却难于准确统计的数字。仅以献金为例：1939年3月重庆市举行节约献金，预计70万元，结果达近230万元，超过预定数3倍以上；1943年全国慰劳总会举行湘鄂劳军献金运动，仅重庆市献金即达600余万元，占总数2000万元的近三分之一；1944年冯玉祥先生发起的全川性节约献金运动，获得了献金4至5亿元法币；抗战胜利后，重庆市于1945年9月25日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胜利劳军献金大会，仅此一天，重庆各界献金即达2亿元之多。至于其他的出钱劳军、春礼劳军、慰劳抗战将士献金、慰问伤亡将士献金、节约献金、七七献金等等，四川及西部人民无不表现出其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一有机缘，莫不争先恐后，贡献国家”。 对于西部抗战大后方各省区特别是四川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抗战的支撑与支持，无论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1944年6月7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大会在成都开幕，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特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对历年来四川人民出钱、出力支持抗战表示赞许，内称： 抗战军兴以来，中央本既定之策，应战局之需要，统筹长期作战之方略，而以四川为抗敌之重要根据地。我川省同胞，尊奉“国家至上”与“军事**”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勠力，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每年粮政兵、役所负担之数量，均属甲于各省。输将慷慨，缴纳必先；丁壮从戎，踊跃恐后。推而至于增产输将、募债献金等一切有关抗战之工作，莫不有极优良之表现。军实资以供应，兵源赖以补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于10月8日发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对四川人民于八年抗战中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抗战的贡献，表示感谢。社论称： 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之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发财亦于斯。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大*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购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更有研究者称：“在战事艰苦阶段，据一般估计，四川负担当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唯做*保守之分析，以四川田赋征实占全国百分之三十以上为基准，应非过甚之论。由此可知抗战八年中，四川对于国家总支出之负担，为数达法币四千四百亿元左右，贡献之大，自不待言。”倘若加上西部其他各省在财力上的支持，那么，西部大后方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对抗战的贡献，既是巨大的，又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