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之歌

一 2019年值得纪念的大事件似乎特别多。但是对我来说，5月31日尤为重要，因为它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诞辰200周年。 我早就决定了，作为一名摄影师，2019年，我必须以我的方式为他做点什么。 于是我于2019年4月，特意携大量摄影器材去了惠特曼生前主要的生活区域，包括美国纽约的长岛、布鲁克林、曼哈顿，以及新泽西州的卡姆登，拍摄了诗人诞生、生活、去世的几个关键地点。 然后我又去了美国西部的几个国家公园，拍摄了大量的北美自然风光。 我的目的，是用我拍摄的这些片子作为插图，为诗人在中国重印一本他的中文版《草叶集》。 我的这个想法并非原创，因为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我所敬仰的另一位美国艺术家，摄影大师爱德华·韦斯顿，就受一家出版社之托，为惠特曼的英文版《草叶集》拍摄过插图。 似乎是万事俱备了的时候，才发现诗集的中文译稿还没有着落。 联系译稿版权是一项非常烦琐的工作。 思来想去，我把心一横，决定还是赤膊上阵自己翻译，这也更加符合我一定要为诗人做点什么的初衷。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选择了《草叶集》中*重要也*具代表性的一首长诗《自我之歌》来翻译。 虽然曾经在美国求学生活有五六年的时间，以前也翻译过一些介绍国外摄影技巧及器材方面的文章，但是正儿八经地搞文学翻译，对我还是头一回，而且一上手，翻译的竟然就是诗歌。 开始翻译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件苦差事：一开始让我乐此不疲，过一阵子让我叫苦不迭，再往后让我如履薄冰，到*后让我甘之如饴…… 我真的体会了诗人弗罗斯特说的那句话：诗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被遗失的那个东西。 二 惠特曼对于我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意义。 我和惠特曼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一次文艺晚会。记得那是一个清凉的夏日的晚上，我父亲给了我一张入场券，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位于酒仙桥的家中直奔工人体育馆。 在这场文艺晚会上，14岁的我**次与诗人惠特曼相遇。 一位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在会上用黄钟大吕般的嗓音朗诵了一首名为《啊，船长，我的船长哟！》的诗，一下子让青涩懵懂的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这种兴奋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在我的心中一直持续到40多年后的今天。 那天晚上回家以后，父亲问我有哪些节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诗朗诵《啊，船长，我的船长哟！》。于是父亲从书橱里为我找出了一本《草叶集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初版，绿色封皮，大32开，楚图南先生翻译。 从此沃尔特·惠特曼像洪水一样将我淹没，仿佛我生命的状态也由此改变了。多年以后，我的同龄人们回忆自己的人生，大家一致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值得活的日子，而我的80年代就发轫于惠特曼的诗歌。 还记得 1986年一个初春的下午，作为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后一个学期的学生，我不务正业地坐在了西语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上，听赵罗蕤先生讲惠特曼。赵先生对楚图南先生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读者介绍惠特曼的《草叶集》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对楚先生的翻译功力赞不绝口，同时也指出了楚译当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惠特曼有一首诗叫做“I Saw in Louisiana a Live-Oak Growing”，楚先生的翻译是“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 赵先生认为，这里的 Live_x0002_Oak，因为后面还有 Growing 一词，所以不能翻译成“活着的橡树”，否则就成了前后重复了。 这里的 Live 应该是“生机勃勃”的意思，整个句子应该翻译成“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生机勃勃的橡树正在成长”。 赵先生的课，听得我如醉如痴。 后来我去美国求学，觉得从美国得到的一切（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透过惠特曼的诗才进入我的身体与心灵的。 就像惠特曼说过的那样： 我听说你们正在寻找什么东西来打破新世界这个谜， 并为美国，为她的强有力的民主制度下着定义， 因此我把我的诗篇送给你们，使你们在其中看到你们所需要的东西。 ——《给外邦》 惠特曼的诗包罗万象，丰富得让现实在它面前都显得有些单调。 因此对我来说，在美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只不过是惠特曼诗歌的一个注脚： 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唯我独尊， 知道我的包罗万象的诗行并不能写得更简洁一些， 而且不管你是谁，我也要用你来充满我自己。 ——《自我之歌》 1995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当天，我登上一艘在纽约哈德逊河上来回游弋的私家游艇，结识了一位研究中美比较文学的犹太裔学者。我谈到惠特曼以及他对许多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包括郭沫若、艾青、蔡其矫、屠岸等。那位学者随声附和，并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惠特曼似乎在海外（美国之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听他的口气，似乎是说，惠特曼在美国文学的图谱上根本不值一提。这让我有些惊愕：难道在我看来如此伟大的诗人，在他的故乡竟面临如此的境遇？记得当时天色渐暗，我们的谈话被哈德逊河上空绚烂的焰火打断，那焰火对我来说显得有些迷乱。 后来，我读到了美国当代文学评论翘楚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其中对惠特曼的评价，一扫那个自命不凡的犹太裔学者给我造成的十几年的阴霾： 如果有人试图在西方传统的背景之下列举美国的艺术成就，那我们在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等方面的建树多少有点相形见绌。 问题不在于人们用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做标准；因为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以及巴扎克等人就足以让我们的作曲家自惭形秽。 另外，不论现代美国绘画与雕塑有多么辉煌，我们之中从来未出现过马蒂斯。 只有文学，它因为有了沃尔特·惠特曼这个美国经典的核心而成为例外。 哈罗德·布鲁姆接着说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如释重负： 惠特曼在国外也许会褪去光彩，但我认为在（美国）国内绝不会如此。 三 惠特曼的诗恣肆纵横、包罗万象。 有时语言朴素、如泣如诉；有时又艰涩晦暗、别出心裁。 作为一首3万多字、1300余行的长诗，《自我之歌》几乎体现了惠特曼诗歌的所有特点。 既然叫《自我之歌》，那么在这首诗里，惠特曼到底表现了几个不同的“自我”呢？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分别是本我、自我与超我。作为弗洛伊德的前辈，惠特曼是没有可能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去构建《自我之歌》的。这就是为什么哈罗德·布鲁姆说“惠特曼的出现乃是历史的偶然”。 我越来越觉得，历史从来不会创造天才，反而是天才们在塑造着历史；惠特曼对“自我”的建构有着强有力的原创性和自发性，不来自任何理论，纯然是受到天启的结果。 首先，惠特曼的“自我”*起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素，即“肉体”与“灵魂”。 在《草叶集》的卷首诗中，诗人开篇就写道： 来吧，我的灵魂说， 让我们为了我的肉体写下这诗篇，（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体，） 为此我将在死后无形地回来， 或者，很久很久以后，在另外的星球， 在那里向别的伙伴继续吟诵， （附和着地球上的土地、树木、风，以及喧嚣的海浪，） 我将一直面带微笑愉快地吟诵， 我将一直认可这些就是我的诗篇——此时此刻我在这里 首先为了灵魂与肉体，为它们签下我的名字： 沃尔特·惠特曼。 在《自我之歌》里，诗人也不止一次地表述，“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我曾经说过灵魂并不高于肉体，我也曾说过肉体并不高于灵魂”。在另一首名作《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诗人还直截了当地写道：“如果肉体不是灵魂，那么什么是灵魂呢？” 从这个角度，我们似乎可以把这首《自我之歌》看成是“我的肉体与我的灵魂之歌”。如果说“肉体”代表了人的自然属性和欲望，那么“灵魂”就是这种自然属性和欲望的形而上学的体现。借用叔本华的哲学术语，“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就是“表象”与“意志”的关系：“肉体”是可视的“灵魂”；“灵魂”是“肉体”的理念。 除了“肉体”与“灵魂”之外，在《自我之歌》中还隐藏着诗人的另一个自我，那就是“神我”。 惠特曼一生都没有成为新教教徒，但是他似乎并不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在诗里，诗人不止一次地让自己像耶稣一样，被钉上十字架，戴上荆冠，然后又复活。 同时，惠特曼又是一位有着多神信仰的人。曾有学者认为他的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印度的神秘主义。然而，一个历史的细节却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草叶集》初版问世一年以后，有着遁世情节的作家梭罗去布鲁克林看望惠特曼，说《草叶集》“如同东方的诗歌一样美妙”，并问诗人有没有读过来自东方的作品。对此，惠特曼的回答是：“没有读过，给我讲讲那是怎么一回事吧。”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作这样的猜想：惠特曼创造性地在自己的诗歌里描述了自己作为“神我”所洞见的启示，而这与东方的神秘主义殊途而同归。 四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为此书的出版给予我极大帮助和鼓励的人们： 我要特别感谢李周平先生，我的父亲，没有他 43 年前的引领我将不知道何时才能与惠特曼遇见； 我要特别感谢楚图南先生，他的《草叶集选》奠定了惠特曼诗歌在我心中永恒的中文语调； 我要特别感谢赵萝蕤教授，她在课堂上对惠特曼以及《草叶集》深入浅出的分析使我受益良多； 我要特别感谢缪欣伟女士，在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里一直有惠特曼的诗歌相伴； 我要特别感谢文钊先生，他对我鼎力相助，让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我要特别感谢雷格先生，他以专业细致的译校让我的译文更加准确而生动，并为我的译作添加了所有的注释； 我要特别感谢文雯女士，她事无巨细的管理和沟通让整个出版过程顺畅高效； 我要特别感谢余向明先生，是他为我在美国拍摄期间提供了无私的陪伴与照顾； 我要特别感谢沈群先生，38年前他让我距离诗歌更加贴近，38年后他赞助了我在美国拍摄的旅程； 当然，我*应当特别感谢的是：沃尔特·惠特曼。 不要企图从我这里得到所谓客观真实的惠特曼，我只是一个由惠特曼的诗歌所产下的、永远不剪断脐带的婴孩。 李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