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尚尔:碎入泥沼的希望

《历史必须做出裁决》 —— 蒂姆??哈林顿爵士 1917年11月11日，帕斯尚尔（zui）后的进攻结束后第二天，德国（zui）高统帅部（当时已迁往比利时蒙斯）举行了一次绝密会议，讨论下一年的行动计划。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当时称“彼得格勒”）夺取政权，这意味着苏俄现在事实上退出了战争，德国在东线的领土野心已无人遏制。问题仍然是西线这边可以做些什么。德国是否应该接受和平妥协——这对一个多年来由胜利故事滋养起来的民族将造成巨大冲击——还是要发起决定性的一击。正如人们预料的，德国军队选择了忠于自己的传统。出席会议的赫尔曼?冯?库尔以后指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德国打算把一切都押在对西线的大规模进攻上，目的是在美国人进行武力干预之前摧毁协约国。潜艇战已经失败了。现在德国将再次把命运交到陆军手中。 春季攻势（zui）终于1918年3月21日在浓浓的晨雾中展开，这是英国军队历史上（zui）糟糕的一天。鲁登道夫大规模进攻的先头部队由70多个师组成，分布在3支集团军中，有6000多门火炮支援，在充满恐怖的一天里袭击了英国防线。休伯特?高夫爵士的第5集团军承担了一项艰巨任务：在佩罗讷（Péronne）周围守住前线的南部战区。结果却遭铁蹄蹂躏。在那天据守前线的21个师中，有19个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参与了行动，它们失去了官方历史学家所称的“一大批（zui）优秀的士兵，他们的位置由未经训练的新兵和转调兵填补（如果真的能填补上）”。虽然高夫数月来一直警告说部队防御能力差，后备力量太少，但他的阵地终归是失守了。这需要一个替罪羊。4月3日黑格告诉高夫他将被解职，必须立即返回英国。 不久，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和德军进攻的规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英国是否可能从伊普尔发起新一轮攻势？赫伯特?普卢默爵士在意大利度过了一个冬天后，现又回到第2集团军。他在伤痕累累的帕斯尚尔岭上察看了英军阵地，这里即使在（zui）好的天气条件下也难以防守，他想知道该怎么办。当蒂姆?哈林顿建议他们撤退时，普卢默走出了房间。 他所能说的只有：“我不同意。” 不久，这位将军又返回，把手放在哈林顿的肩上。 “你说得对，”他心情沉重地说，“下命令吧。” 普卢默讨厌这样做。“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哈林顿回忆说：“有这样一个人，他凭着坚定的决心和勇气，多年来一直坚守着伊普尔突出部，打退了所有来犯者。他赢得了梅西讷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现在却被迫撤离。” 那天晚上，英国军队悄悄溜出了帕斯尚尔岭。以如此代价赢得的阵地现在留给了德国人（如果他们想要的话），而第2集团军则回到了千疮百孔的伊普尔城附近，在那个熟悉的地方他们再次被鬼魅般的山岭俯视。帕斯尚尔在没有放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丢失。从许多方面似乎可以总结出，1917年夏天伊普尔的整个战役都是徒劳无功、毫无意义的。（zui）后，借用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2008年执导的剧情片《帕斯尚尔》中的一行文字概而言之：“1917年10月26日，加拿大军卷入帕斯尚尔战役。一周之内，他们以5000人的生命为代价占领了这座千疮百孔的村庄……第二年春天，敌人不到一周的进攻又夺回了这片来之不易的阵地……”如果流了那么多鲜血去征服的山岭这么快就能被放弃，那意义何在呢？倒不如一开始就别去夺取它，不是吗？ 对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这种判定仍然司空见惯：一场彻底令人失望的悲剧战役，一个完全徒劳的结局。但是对这个问题应该仔细考虑——那些德国指挥官断不会这么认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山岭的意义所在。虽然这场战役在德国并没有引起特别的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整场战争（zui）严峻的考验之一。1917年12月5日当天，鲁普雷希特王储发布命令，向所有参加“迄今为止（zui）惨烈战斗”的人致敬。86个师在佛兰德斯进行了接替换防，其中22个师完成了两轮作战，同时大多数炮兵部队也曾参战。对鲁普雷希特来说，战争结果是德国取得了完全胜利。“尽管敌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但他们却一无所获。”德国军队在佛兰德斯的勇猛防御使德国军队能够对俄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进行毁灭式打击，令彻底的胜利近在咫尺。罗斯伯格同意这一说法，称这场战役为“大战中（zui）可怕的防御战”，并为德国军队的英勇行为感到自豪。他们在敌人飞机的监视下，在沼泽和弹坑的战场上“顽强地战斗”数月。 谱写一段成功的防御战传奇（这是德国传记作家热衷宣传的）离不开一个话题——对德国军队来说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有多么难打。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zui）高统帅部的错误和弱点上，有时会淡化“佛兰德斯大屠杀”给守军带来的可怕经历。然而，我们不应低估德军的压力，尤其是1917年9月和10月。在这样潮湿的天气里，露天作战已经够糟糕了，德军士兵还不得不面对看起来无穷无尽的猛烈炮火、毒气和低空掠过的飞机，同时只能依靠送到前线的微量食物和水来维持生存。即使是（zui）优秀的部队，在战场上待几天后，也会变成步履蹒跚、虱子满身的散兵游勇。当第465步兵团（第238师）于10月30日撤离时，没有一个连的兵力超过30人。威尔克（Wilcke）少校望着细长的纵队从身旁艰难走过，看到这些“瘦骨嶙峋、饱经风霜、肮脏不堪”的士兵，他情难自已。他颤抖着，眼含泪水，双手摘下头盔，向帕斯尚尔的英雄致敬。 1917年，对德军来说，很少有战役像佛兰德斯战役那样对军队的精神和肉体提出了双重挑战。德军的战术在战斗初期非常奏效，当时高夫试图深入德军防线，这种情况完全适合使用反应师。但普卢默在1917年9月和10月采取了有限的“咬住不放式”进攻，抵抗起来要困难得多。德军指挥官在战斗这一阶段面临的重大挑战，长期以来要么不为英语世界作家所知，要么就被他们忽视，因而扭曲了我们对这场战役的理解。德文资料来源（无论是部队报告、个人日记还是公开发表的报道）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是抵抗普卢默的进攻，或是在英军阵地巩固后对其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打击，都是多么的困难。帕斯尚尔战役揭示了自1914年以来，由防守者一方明显占据的战术优势是如何转移到进攻者一方的。 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这场劳合?乔治称之为“烂泥战役”的争论在英国及其前自治领从未平息过。黑格于1928年1月去世。人们在伦敦为他举行了一场纪念游行，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悼念仪式。有数千名哀悼者到场，之后他被安葬在离祖籍贝尔斯德不远的德莱布格大教堂。他似乎至死都没有后悔，因为他确信已经尽力，别无他法。战争结束后不久，莫里斯?汉基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黑格应邀出席。当晚，汉基一再询问佛兰德斯的战况，以及进攻和持续进攻的决定是否正确，但黑格的反应从未动摇。汉基晚上走出来时确信“黑格心里完全没有任何自责”。对黑格而言，正如他在1917年的作战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尽管战役令人失望，但是“我们已大大推动了敌人野战部队走向（zui）终毁灭”。赫尔曼?冯?库尔1929年发表的报告强化了这一结论，该报告指出，如果英军不进攻伊普尔，“德国人就会掌握主动权，从（zui）薄弱的地方进攻协约国”。 因此，英军“缓解了法军的危机”，吸引了德军的预备队力量，让法军的士气有时间从春季的崩溃中恢复过来。 黑格将帕斯尚尔战役合理化，形容为一场（jue dui )成功的消耗战。事实上，这完全可以预见；毕竟，一年前他在索姆河也说过同样的话。1916年，黑格精心筹划的战事未能取得突破，但这一失利被寥寥几笔带过，视作对预先计划的适当而审慎的演练，并未被视为行动思路上的原则性错误。约翰?特瑞恩也同意黑格对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评论，认为这是“疲惫不堪的斗争”中（zui）关键的时刻。他也同样认为德军对进攻的反应（zui）能证明进攻的意义。（wei yi ）的问题是，这种判断只可能是事后做出的。黑格在佛兰德斯的战斗初衷不是为了粉碎德国军队，也不是为了夺取重要的山岭（不管他后来怎么说），而仅仅是为了取得重大突破，解放比利时海岸。至于库尔认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阻止了德军进攻，这似乎不太可能。很明显，德国情报部门已了解到法军出现了严重问题，但更大的战略背景使他们不可能对贝当的部队发起任何进攻——毕竟，贝当的部队刚刚在西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撤军。 休伯特?高夫的职业生涯在1918年4月中断，他一直清楚地知道黑格多么想在伊普尔进行战斗。“黑格一直梦想着骑兵部队能推进到底，”战后他写信给詹姆斯?埃德蒙兹爵士，“从1915年的新沙佩勒战役到索姆河战役，他从未放弃过这个梦想”。这种以骑兵部队为先锋的大规模突破，并不只是一种空想，毕竟，黑格曾于6月在战时内阁提出过使用“大规模骑兵部队”作战的诱人前景。他打仗依据的是参谋学院灌输的那套对战争的理解，即打仗重在大胆的调遣、决定性攻势和终极进攻。正如历史学家罗宾?普赖尔和特雷弗?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黑格的首要决心是充分利用假想中德军开始瓦解的士气，完成一次直达海岸线的大规模扫荡，这种决心扭曲了每个阶段的行动方针。”黑格的确在9月和10月同意在普卢默指挥下进行有限的行动，但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即迟早会取得重大突破。如果黑格愿意按照战时内阁的指示，完全采用消耗性或“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战斗，他很容易就能这样做。 几十年来，历史学家都能指出黑格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的错误：他相信自己能扫清比利时海岸的敌军，乐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梅西讷战役之后致命的拖延；决定任命高夫这样一名不合适的指挥官；未能研究好计划的细节就命令高夫夺取葛路维高原；在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希望破灭后执意继续进攻。科雷尔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在1964年BBC电视系列片《大战》中与约翰?特瑞恩合作过，他发现特瑞恩对帕斯尚尔战役的分析（载于1963年的著作《道格拉斯?黑格——受过教育的战士》）可能是“一本优秀传记中（zui）令人怀疑的一段”。对巴尼特来说，黑格决定“攻击这场战争中（zui）强大的陆军，自己却只有一个集团军群，而盟友之一处于解体状态，另一个则因士气问题而瘫痪”，这样的决定是无谓且愚蠢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后见之明显示出黑格思虑的不合理，”他写道，“毕竟当时另有一位总司令正确地解读了形势，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那就是贝当。” 也许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真正悲剧不在于打了这场仗，也不在于英军没有取得突破，而在于他们并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到1917年夏天，英国远征军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能赢得战斗的作战方法：猛烈火炮辅以“咬住不放式”攻击就可夺取阵地（尽管数量有限），并给任何不幸挡路的守军造成沉重的伤亡。如果天气好且时间充裕，英国人对敌造成的伤亡至少能和自己遭受的一样多。普卢默将军是“咬住不放”战术（zui）伟大的缔造者。然而黑格决定让高夫牵头，在7月31日首先发起高风险的突破性尝试，接着还决定让部队在整个8月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进攻。这些进攻逐渐削弱了各师的力量，却几乎没有任何效果。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这反映了**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3年来，黑格几乎从未反省过自身以及对下属的选任问题。这与1916年他在索姆河战役犯下的错误如出一辙（尽管那次涉及的是亨利?罗林森将军，而不是高夫）：寻求雄心勃勃的突破，而当突破未果时任由战斗在组织缺乏和结构混乱的情况下坎坷推进。只有在行动濒于失败时，黑格才会被迫干预，改变做法。 当普卢默终于得到机会时，他牢牢把握住了。与高夫的手足无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卢默在突出部的指挥为**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作战提供了3个（zui）突出的范例：梅嫩路战役、波勒冈树林之战和布鲁德塞安德战役（除此之外，还有早先在梅西讷岭的胜利）。这些攻击或许只夺取了少量地盘，但就连敌方也认为它们的价值（zui）高。这几次重锤打击的结果是粉碎性的：扭转了德国人自战争开始以来（依靠纵深防御和反应师）占据的有利局面，并促使他们进行反复的浪费式反击。事实上，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些行动的效果，以及德皇的军队由此陷入的艰难处境。德军指挥官很懊恼，正如他们所承认的那样，实际上，他们无法阻止实施得当的有限攻击。此外，在两周内策划一系列这样的战役不仅展现了英军出色的后勤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而且创造了（至少是暂时的）更快的作战节奏，让德国人措手不及。作为解决堑壕战困境的一种方案，它几乎和预期中一样奏效。 整个机制当然还是崩溃了。当普卢默无法获取成功的两个关键要素——时间和好天气时，不可避免就要恢复军队常态，暂停进攻。虽然他必须接受一些批评，因为他没能更坚决地告诫黑格，把攻势维持到10月和11月是徒劳的，但是普卢默已经指明了方向。如果这位第2集团军指挥官从一开始就全权负责，如果进攻是在1个月前开始的，如果“咬住不放”成为英军行动的指导原则，谁知道会取得什么成果呢？或许1917年夏末和秋天就能取得重大胜利。虽然比利时海岸未必会因此而彻底解放，但不难想象，英军的持续施压、德军的更大损失，以及经常性的重击，可能会迫使德国（zui）统帅部选择止损。一旦德军决定撤退到一个更适宜防御的位置，这意味放弃一些港口和鲁莱斯的铁路枢纽，那么他们对比利时西部的控制就会越来越不稳定，从而将一场重大胜利拱手让与英国。这势必会促使德国呼吁就比利时的状况重启谈判，增加妥协和平的可能性。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是1917年英国军队一次“失去的胜利”。普卢默在9月20日—10月4日间指挥的战役从未得到应有的承认，未能在战斗早期发起这些限制性攻击，标志着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黑格必须为此负责。在他眼里，重大突破势在必行，“咬住不放”即使具备什么重要性，也只是用于暂时应付战场条件。这便是黑格公认的形象：一位冷漠的指挥官，4年来毫无想象力地遵循陈腐的消耗战理论。这一名声掩盖了他嗜赌成性的事实——赌徒心理使人习惯于输钱之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筹码。他确信，这一次的牌终会到位，他会大比分赢得胜利。悲剧的是黑格明白赌注有多高，而他的胜算又是多么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