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

《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海外汉学丛书》：　　看得出，传统的闺怨诗到杜甫，因现实精神和个人具体生活的注入而发生了变形，这两个要素又被中唐文学照样继承下去。比如，占据白居易（772-846）诗核心位置的是讽谕诗与闲适诗。所谓讽谕诗，意图是批判政治、社会；所谓闲适诗，是咏歌自己的生活中满足的情感。说杜甫是被韩愈（768-824）、白居易、元稹（779-831）等中唐代表作家再发现的，决非偶然。他们通过称扬在自己朝向的文学新方向上已著先鞭的杜甫，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当然，这并不是说杜甫在沾他们的光之前都像生前那样默默无闻。下面这个故事似乎可以看作是杜诗已广为人知的证据。王叔文、王侄等政治改革——在旧中国被斥为篡夺权力，在解放后的中国转而称为“永贞革新”1的主谋之一王叔文，被称为不学无术的侥幸之徒，但他在失权后泣吟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引得周围人失笑。此事见于韩愈的《顺宗实录》。王叔文将自己比作命运不济的英雄诸葛亮，在不同立场的一方看来只有很滑稽的感觉。据史书所载，王叔文仅仅是以围棋见宠于顺宗的似是而非的知识人，可见杜诗已普及到王叔文这样的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地步。这是白居易、元稹的文学活动活跃之前的事。至此杜甫已赢得充分的声价，元稹的功劳是从不同于流俗的新视角来重新评价他。　　前面已说过，元稹对杜甫的肯定在于杜甫包举古今一切文学，这表现了元稹自己的文学观，他论白居易也说“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以讽谕、感伤、闲适为首的种种诗体，再加上多种多样的文，他称赞白居易*大的特征就是能驾驭所有文类的博大（《白氏长庆集序》）。正像古时魏曹丕的《典论·论文》以“通才”为理想那样，在广泛的文体领域里施展文才，乃是中国文学的普遍理想，但迄于盛唐的唐代文学是以诗为中心的。更严格地说，至少从后人的眼光看，由于骈文被古文所取代，人们的注意力就集中于诗的成就上了。初唐四杰就是一个例子。所谓初唐四杰，原是就文而言的，但后来人们首先注意的是他们在诗歌发展中的意义。到盛唐的文人，几乎都以诗著名，杜甫留下的文章也极少。相反，正像元稹称赞白居易的博，一直说到文那样，中唐文学以诗文并重为特征。近年，不少文学史家都将杜甫纳入中唐文学，但因为这一点，杜甫与中唐文学之间还是可画一条界线。　　文章领域的活跃，也是与新的表现样式的登场一起开始的。那就是以韩愈、柳宗元（773-819）等为核心发起的“古文”这种文体。六朝以来，骈文是文章的主流。这是一种用四字、六字句做成对偶，考虑声调的安排，充斥着文学词汇与典故的定型的美文，称之为“骈俪文”或“四六文”。古文运动以前未见其例，到柳宗元、李商隐方有此表达，恰与古体诗在近体诗出现后才得名的情形相仿。韩愈等是要抵制骈文，将骈文定型化以前的古代自由散文、六朝以来逐渐衰落的儒家理念与复古的主张结为一体，加以标榜。　　古文在形式上是完全取消骈文要求的规则的文体，而在内容上则充满南朝文学丧失的儒家理念的意图，因此当然是在对南朝文学的否定上登场的。韩愈常被引用的一句话，“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不过正像盛唐诗是在对南朝文学的继承和反拨中产生的一样，古文由于吸取了骈文形成过程中成熟的表现技法，已不是汉以前散文的单纯重复，而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体。　　就在古文被提起的同一时期，世称“传奇”的短篇小说写作也盛行起来。那是从六朝片断记录怪异故事的“志怪”小说蜕变而来的，内容较之怪异更注意人本身，在表现上不止记述事情的大体过程，还注意细致描写人物的心理，是很有文学性的新文体。从陈寅恪以来，都将古文运动与传奇相联系，甚至有为推动古文而写作传奇的说法，但那只是两者同时期兴起的无意联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