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五卷--中国古代多民族史学发展与史学批评(辽夏金元时期)

　　《中国古代多民族史学发展与史学批评（辽夏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萧韩家奴在众多汉文史书中选择《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这三部书，以史为鉴的思想非常明确。从这三部书的内容看，《通历》是唐朝马总撰写的一部自太古至隋朝的编年体通史，着重记载历代君主的事迹；《贞观政要》是唐朝吴兢撰写的一部按专题记述的政治史，主要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君臣探讨治道的言论；《五代史》是宋初官修的史书，记述了五代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五十三年的历史，辽朝初年与这些政权多有外交往来，彼此间也有冲突和战争。可能在萧韩家奴看来，这三部书正好包含了贯通古今的历史内容，而且侧重于记述君主治国的事迹和言论。可以明确的是，萧韩家奴希望辽兴宗能够从前代留下的史书中获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南宋朱熹论读史时讲过一句话：“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瞿林东先生认为朱熹的这句话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可以作为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看待。虽然萧韩家奴没有作出朱熹这样简明而深刻的概括，但他选择《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来使契丹皇帝知晓古今成败的想法与朱熹所讲颇为一致。进一步探寻萧韩家奴的思想根源，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萧韩家奴为使辽朝皇帝知晓古今成败而翻译这些史书，实际上是把以契丹贵族为主而建立的辽政权视为唐、五代等政权的后继者，因此往古的经验和教训、近世的历史演进都是可资鉴戒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萧韩家奴的思想代表了辽人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和对政治文化传承的理解，也是辽人古今观念的反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契丹族史家萧韩家奴对古今的认识与其他朝代的史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他所认为的“古”与“今”是从太古到唐、五代，并没有囿于族别的差异。透过他的古今认识，我们看到了契丹人的历史认同。　　西夏以西夏文翻译的经书、史书前述已经提及，其译者人数应不少，汉文化修养也应很高。虞集《故西夏相斡公画像赞》中所讲的斡公斡道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斡道冲其实出自史官世家，虞集序文提到：“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日《论语小义》。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至今存焉。”斡道冲选择翻译《论语注》，甚至把自己研究《周易》而形成的成果以“国字”即西夏文书写传播，不仅推广了西夏文且传播了儒家经典，实际目的可能是为了提高西夏文学习者的思想文化水平。　　金代以女真文翻译汉文经史大多是在官府直接组织下完成的，先后由译经所和弘文院负责其事。金世宗、金章宗也多次下达诏令，*高统治者重视经史翻译，自然所产生的效果也是显著的。探寻金人经史翻译的思想渊源，无论是发展女真学，还是教化女真人，金人都是把汉文经史视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来继承的。所以他们对这些经史教育所寄寓的期望很高。他们想从经史学习中增长见识、知晓仁义道德、提高女真人的整体素质。这种思想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所达到的效果是使传统的经史之书发挥其传承学术和教化民众的功用。同时，金朝经史之书在包括女真人在内等各族受教育者中的传播，也推动了各民族历史思想的进步。金世宗时的女真族大臣唐括安礼就有着比较进步的民族观，他把女真猛安户和汉户视为一家。他指出：“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甚至特别强调保持女真国俗，极力主张维护女真人利益的金世宗，在某些时候也有“天下一家”的思想。可以说金代这种各民族“一家”观念的发展与经史的广泛传播有因果的关系，更为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