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广州起义

六、再接再厉，起义军民大战果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起义队伍，组织力量搜捕市内的反革命分子，同时继续攻打敌人残存据点，以扩大起义的战果，巩固新生的工农民主政权。 起义爆发前，起义领导人已经注意到，要派人将敌军的首领人物抓获，但由于事起仓促，时间上已经来不及，致使在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头目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闻风仓皇逃到珠江南岸，与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等会合，计划反攻。不肃清这些大大小小的反动头目，不利于巩固新生的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即发表宣言，明令禁止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并悬赏通缉国民党的反动头子。肃反委员会派出工作人员，到处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工贼头目，并命令起义军民立即逮捕一切反对工农民主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工人赤卫队组织了巡逻队维持社会治安，捉拿各种破坏分子，搜捕民愤极大，又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分子。 与此同时，起义总指挥部下令攻打广三铁路上的石围塘车站，以进一步扩大战果。 石围塘车站地处芳村，与广州市区隔着珠江河白鹅潭水段，是广三铁路线上的一个大站，因而也是从西南方进出广州的交通要道，共产党领导的广三铁路工会曾设在这里。“四一五”反共事变后，被机器工会的反动武装“体育队”100多人所占据。车站的东边是第五军李福林所部200多人；西南面驻有护车队、特务队、路警等武装200多人。车站被敌人严密控制着。 负责攻打石围塘车站的是市郊工农联队。这支联队将100多名工人埋伏在石围塘火车站附近的木房里，南海县两支农军也分别埋伏在车站西面和西南面几百米的地方。另外还有一支农军埋伏在南面的五眼桥一带，准备增援。 上午10时，机车拉响了发动出击的信号。工人赤卫队队员一马当先，扑向敌军营房，市郊农民手拿大刀、钢叉、木棍紧紧跟上，南海县农军队伍也高举红旗，勇猛地向火车站冲杀过去。敌军虽然数倍于起义部队，但被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起义队伍的声威所震慑，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有部分敌军退到江边，企图登船逃命，但被早已埋伏在沿江一带的起义队伍截击。在混战中，敌人有的被击毙，有的掉进江中淹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石围塘火车站被工农武装占领。 为了完全控制广三铁路芳村地段沿线，市郊_T农联队在攻占石围塘后连续作战，攻下了芳村警察分局，解放了西村、芳村、花地等一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中共南海县委书记陈道周等率领农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解放了铁路以北的主要集市南海大沥圩。 11日上午，广州市内还有多处敌军据点未能攻克，长堤一带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位于长堤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军部敌军凭借坚固的楼房、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坚守不出，顽固抵抗。同在长堤的中央银行大楼的国民党守军，也居高临下，从楼上窗口用机关枪向起义军猛烈扫射，顽固盘踞不出。位于珠江南岸地区的第五军以及机器工会等反动武装，不断向北岸起义军射击，为第四军军部和中央银行作掩护，这就更增加了起义部队进攻的困难。经过大小数十次的冲锋，起义军民仍没有将这两个敌人据点攻克。叶挺在参加完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后，立即回到工农红军总指挥部，他用电话命令教导团的炮兵对准中央银行开炮。中央银行守军在起义军的炮火猛烈攻击下，终于不敌狼狈逃窜。 下午2时许，叶剑英下令教导团炮兵连到观音山上架炮，炮击第四军军部。炮兵连把大炮拉上观音山顶，将炮口对准长堤方向。但是，从山上俯瞰全市，山下房屋鳞次栉比，难以辨别哪一座是第四军军部驻地肇庆会馆。后来经熟悉广州市的赤卫队队员指点，由炮手精确地测定设计距离，连发几炮，命中第四军军部，但都在楼顶爆炸，未能给予敌军部以毁灭性的打击。 11日中午，苏维埃政府按原计划在市区**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起义胜利。但会议刚刚开始，一股反动军队沿广花公路从大北直街向观音山反扑，并越过观音山，窜到吉祥路**公园侧面。大会不得不改期在第二天举行。叶挺当即指挥起义部队迎击敌军，将敌人赶到观音山以北。下午4时，驻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第五军一部，在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再次攻占观音山。起义军英勇作战，重新夺回了观音山这个市区的重要制高点。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经过一天的连续战斗，先后攻占了西关七、九、十等区和观音山、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中央银行、广九车站、粤汉车站、广三车站等敌据点。在继续攻打敌人残存据点的同时，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在大沙头至黄沙，沿着长堤修筑工事，与李福林第五军隔江对峙，射击江中敌舰，警戒敌军来犯，并伺机向珠江南岸发起攻击。但是，广州起义**天的胜利仅是局部的胜利，敌强我弱的全局形势依然未能改变。 经过一天的战斗实践，部分起义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态势一时无法改变，如果继续相持下去，将会造成起义部队的被动。11日晚，叶挺与广东省委军委聂荣臻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明天将会是非常紧张的一天，因为敌人的反扑可能会进入高潮。于是，提议召开起义领导人会议，商讨明天的战斗部署。深夜12时，张太雷才抽出时间，在起义指挥部召集有关领导人开会，对面临局势进行研究分析，并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叶挺在会上就起义胜利一天来的情况及存在问题作了汇报，并对当前所面临局势的严重性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着重提出：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而我军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大家都已十分疲倦，已从攻势转为守势。形势于我越来越不利。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们切不可麻痹大意，更不可盲目乐观，应该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以对付面临的严重局面。叶挺根据他参加南昌起义的战争实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好不要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坚守下去，为了保存和扩展起义的胜利成果，要采取紧急措施撤出广州，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与那里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农村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聂荣臻赞同叶挺的意见，也主张撤离广州，以避开敌人锋芒，转到乡下，保存实力。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纽曼认为，搞武装起义只能“进攻，进攻，再进攻”，不能退却，甚至声色俱厉地指责叶挺“动摇”，撤出广州是“主张去当土匪”。在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中，只有少数人有领导武装起义的战争实践，因而会上大多数人被纽曼夸夸其谈的理论吓唬住了，片面地附和纽曼的错误意见。叶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多。纽曼坚持要张太雷下达关于凌晨4时重新组织向敌人进攻的命令，要求起义部队迅速出动肃清长堤的敌人，然后再向敌第四军军械处、珠江南岸等地进攻。由于下达命令距发起攻击时间只有1个多小时，当时情况又比较混乱，无法迅速向有关部队下达命令，而且，起义部队经过了一天一夜的紧张战斗，已陷入了极度疲劳状态，所以，张太雷下达的命令实际上无法贯彻执行。但是，起义领导人并不因意见不一致而消极怠工，他们根据会议的决定，依然不顾疲劳、不避艰险，全力以赴指挥起义军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