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思想史:从《人的权利》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观念

第20章 恐怖统治的*后岁月 1794年3月至7月 消灭埃贝尔派 恐怖统治扫荡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勒德雷尔后来回忆道：“这是场真正的疾病，在道德上和生理上持续发生作用；这是个放弃使用理性的极端案例，几乎称得上理性的失常。它让所有人变得只关心自己，让他们有所保留，与一切隔绝，不再关心*重要的事务、*私密的感情与*神圣的职责，它让身体与灵魂同时瘫痪了。”1恐怖统治非理性与罪恶的属性看上去如此明显，以至于让很多身在法国的观望者大为惊骇，比如波尔多的日记作者布罗雄便倾向于这样的假设：雅各宾派的密谋者故意力求用屠杀和罪行“败坏大革命的声誉”，2但他没有意识到，恐怖统治的目的并非为了使王权与反动势力获益而中伤大革命，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乃至敌对的意识形态去否定1788年至1793年间大革命的必要原则。 数据本身就能证明，恐怖统治影响了法国的所有阶层，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贵族、军官、教士。官方数据表明，在法国，政府的革命法庭在恐怖统治期间一共判处16594人死刑，这还不包括山岳派军队在里昂、土伦、南特、巴斯克和旺代未经审判就枪决的数千人。将近1.7万名经由司法程序处死的人，再加上一定存在的未经授权的杀戮，遇害总人数可能有2.3万人左右。有人估计，入狱与被杀的总人数超过了30万人。然而，任何针对非官方处决人数的统计数字都非常模糊。有人估计，在镇压旺代行动中惨遭屠戮的人数高达总人口的4%——即19万人——而这还仅限于旺代地区。3在被官方处决的约1.7万人中，约有31%是手工业者（既有民主派，也有保王派），28%是农民（往往都是保王派）。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只有超过8%的死者是贵族，包括“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地方高等法院法官），一共1158人，还有约2%是神父，相比其他群体在人数上要少很多。在巴黎，从1792年8月至1794年7月，共有9249人因政治原因入狱，其中有766人是男女贵族，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4 恐怖统治造成的心理影响广泛且难以估量。截至1793年1月，大约2.9万名流亡者离开法国，这是个大数目，但并不惊人。然而在恐怖统治期间，流亡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到了1794年7月，约有14.5万名贵族、神父和平民逃离了这个国家。可以肯定地说，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统治是大革命期间人们离开法国的首要原因，这段时间的流亡人数占到流亡总人数的五分之四。流亡国外的法国贵族人数上升至16431人，*后比法国贵族总人数的12%还要多。而流亡的法国教士的人数是贵族的两倍，占据法国流亡者总人数的四分之一。5若从流亡者的比例来看，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这些特权阶层是尤其受到迫害的对象。 罗伯斯庇尔的精神疾病，以及他在如何控制构成山岳派独裁统治支柱的敌对派系问题上表现出的摇摆不定，引发了1793年12月到1794年3月中旬法国政治瘫痪的危机。两个派系都严重威胁着他本人的地位。在2月10日到3月13日这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他正经受着严重的精神崩溃，因此缺席了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公会的活动。就连丹东、埃贝尔、巴雷尔和其他政府内部重要的知情人士，都看不出罗伯斯庇尔究竟何时牢牢掌控着权力的杠杆，何时又将手松开。他神经紧张，强迫性多疑，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同事，远离人民。“人民”对他来说永远是个抽象概念，并不是让他有过多少亲身经历或理解的东西。他是**个现代民粹主义的大独裁者，却从未获得过像马拉那样的群众崇拜，反而*终变得愈发疏远并漠视群众。直到1794年2月，他始终保持着距离，实际上却并未封闭自己，断绝一切联系。他经常在巴黎各地现身，衣冠考究，穿着由优雅的丝质刺绣布料制成的服饰，发型整洁，一丝不苟。他始终在观察，在培养联系人，不间断地与其他重要人物交谈，细心地记笔记。6如今他拥有的权力更多，更加专断，但在与日俱增的压力之下，他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就像丹东一样）。 罗伯斯庇尔的缺席扩大了他的直接下属与活跃代理人如圣茹斯特、巴雷尔和昂里奥的权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他的缺席也激励着其他恐怖统治的拥护者去扩张并巩固自身的势力范围。能干的官员与军事委员圣茹斯特也在1793年12月和1794年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缺席，他当时身处前线，和其他国民公会代表一起在现场督战。这个毫不妥协的美德教条主义者灵活地适应了罗伯斯庇尔的每一次立场转变，对他的每一次动向均附议并执行，迅速而有效。在阿尔萨斯，圣茹斯特并未对那里的去基督教化运动表示反对。然而一旦罗伯斯庇尔开始攻击去基督教化运动分子，说他们是志在刺激民众对山岳派进行反扑的“密谋者”，圣茹斯特便马上站到同一阵线上来，抨击去基督教化运动分子是伪装起来的反革命。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一样，要求对批评者和异见者毫不留情，残酷到底，认为这才是保障山岳派目标*安全的方式。他对批评恐怖统治的人极为敏感，认为他们正在竭力破坏山岳派的统治。 就在公众只看到恐怖统治的稳步扩张，只看到1794年整个春夏不断高涨的逮捕潮和处决潮的时候，国家领导层却处在致命的自相残杀之中，这一点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罗伯斯庇尔时不时放松个人权力的做法不过是加剧了山岳派统治集团之间备受压抑却不断积累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分化了独裁统治极不稳定的政治基础。*后，罗伯斯庇尔不得不对盘踞在科德利埃俱乐部内部的煽动分子采取决定性行动，他们是一伙团结在埃贝尔、莫莫罗、樊尚和南特“屠夫”卡里耶周围的暴徒。自从2月被罗伯斯庇尔召回巴黎，卡里耶就成了其心照不宣的反对者。1794年3月4日，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某次挤满了人的会议上，他们仪式性地罩住了《人权宣言》的牌匾，樊尚和卡里耶则大呼小叫，批判那些假装留在山岳派阵营的重要人物，在他们两个人看来，这些人正在破坏“自由”—他们是德穆兰、法布尔、菲利波和沙博（11月17日，沙博和他的朋友巴齐尔因腐败罪名而一起被捕）。上述人物据信是布里索派原则的新旗手，他们奉行危害法国的温和主义。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樊尚和埃贝尔向人们呼吁，要将关押中的“布里索派”残余尽快铲除，同时也要消灭其余凶险的温和派（即丹东派）。7埃贝尔派受到群众喝彩声的鼓舞，开始公开谈论发动新一轮无套裤汉起义的必要性。 科洛·德布瓦对这些声嘶力竭的会议表示遗憾，3月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讲话，要求姐妹俱乐部清洗那些不负责任煽动无套裤汉的成员。莫莫罗和卡里耶回应道，眼下并无发生新起义的危险，但他们坚持认为，爱国者和真正的革命美德才面临着极端的危险。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不是无套裤汉或任何引发他们怒火的人，而是温和主义、不负责任的疏忽和反革命阴谋。3月7日，科洛·德布瓦带领一个雅各宾俱乐部代表团来到科德利埃俱乐部，呼唤这两个元老俱乐部维持团结与和平。埃贝尔和莫莫罗认同维持团结的必要性。他们做了一番保证，重新揭开被盖住的《人权宣言》；在场的许多人高声欢呼。然而俱乐部里一些失望并有所不满的无套裤汉铤而走险，开始公开否定罗伯斯庇尔的做法，说他对待“布里索派”和温和主义过于手软。樊尚甚至在总结陈词中公然批判罗伯斯庇尔，尽管措辞隐晦，却还是指出（罗伯斯庇尔）使用“极端革命者”（ultrarévolutionnaires）一词是种阴险的策略，旨在打击革命先锋，纵容温和派打压忠心耿耿的爱国者。8僵局直到3月中旬还未解决。随着局势日趋紧张，雅各宾俱乐部中多数人站到了罗伯斯庇尔和行政委员会一边，而埃贝尔-樊尚阵营则转向无套裤汉，加入他们从街头推翻罗伯斯庇尔地位的努力中去。9 危机的严重性再也无法掩盖了。即便在国外，眼光敏锐的观察家也发现了一场新的大规模冲突正在酝酿之中。流亡的保王派记者马莱·杜庞在伯尔尼观察法国局势，他充满信心地预计巴黎会发生新的“革命”。山岳派内部公开分裂的消息散布开来，流亡者为此士气高涨。3月13日，罗伯斯庇尔亲自回来掌舵，只有这样，独裁统治才有可能全面配合，集中力量面对埃贝尔派-丹东派的双重挑战。无论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是否已经意识到，他们采取的战略是压倒两派敌对力量的*佳方法，它事实上的确有效得可怕。圣茹斯特在罗伯斯庇尔回归前几天已经发起了新一轮攻势，强烈谴责温和主义，但暂时没有理会被罗伯斯庇尔称为极端革命者的威胁。除了罗伯斯庇尔本人，圣茹斯特就是民主共和左派在大革命中*坚决的对手，他不是个街头煽动家，而是民粹主义官员与理论家，宣扬深受马拉喜爱的那种过分简化的卢梭主义概念。他热情赞颂马拉，而且与（私下总是对别人心怀嫉妒的）罗伯斯庇尔不同，圣茹斯特一直孜孜不倦地狂热践行着对马拉的崇拜。 正如坚信斯巴达式苦行主义的罗伯斯庇尔和肖梅特所做的那样，圣茹斯特也为将对革命美德的痴迷推至巅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把雅各宾式的不宽容与旨在缓和经济困难、实现价格控制的新法律绑在一起。他在国民公会宣布审判温和派的进程必须尽快跟上的同时，还引入了一系列被称为“风月法令”（2月26日至3月3日）的举措，它们看上去带有严厉的惩罚性质，而且符合埃贝尔派的要求。这些法令启动了针对如今超过10万名流亡者的大规模财产没收行动，要求法国所有社区草拟贫困者的清单，以便将这些充公财产的变卖所得分配给他们。10用将密谋者财产充公所得的公共财富向穷人发放年金的可行性，是巴黎相对贫穷的街区讨论了好几个月的话题。因此圣茹斯特的提案看起来似乎正将政策转向无套裤汉与埃贝尔那一边。